牛博国际 | 中国社交媒体与政府监管：微妙的博弈

高效、即时，微博、人人等社交媒体本是民众畅所欲言，扩散前沿思潮，监督新闻事件的绝佳平台。然而在政府监 控的大手中，这些社交媒体，是否会在政府的胡萝卜和大棒政策下，渐渐沦为政府的官方发言人？通过对中国社交媒体门户网站的长期跟踪调查，瑞士国际事务机构 的Johan Lagerkvist教授得出结论：中国社交媒体和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博弈关系。

作者：一琳

利益不一致导致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
Lagerkvist教授指出，从某个层面上，新浪和腾讯等媒体，已经变成政府监管大众舆论的代理。他根据著名的代理问题（Principal- agent problem）原理指出，授权方（政府）和代理方（社交媒体）均为自利者，所追求目标的不一致势必导致利益的冲突和权益的抗衡。

作为媒体机构，媒体公司追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以吸引用户为目的；政府以监控网络言论，封锁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信息，以及维稳为目的。在政府监管政策 的桎梏中，新浪和腾讯等媒体需要机智地对网民的言论做出过滤和筛选，才能有效保障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中国社交媒体和政府监管之间一场微妙的博弈。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1990年代始，基于广泛监管民众舆论的高成本以及政府亲自运营的低效率，政府把监管民众舆论的权利部分移交给新浪和腾讯等新媒体。这种放权行为看似是政府放宽媒体管制的宣言，实际上以紧密的政府监控行为作为基础。

Lagerkvist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私有媒体企业的管理上奉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隐形的奖惩机制时刻影响并制约着这些新型媒体公司的策略和发 展。对于坚定实施贯彻其政策的”红色”企业，政府往往用优惠化政策作为回报；对于”方针,决策存在失误”的企业，政府趋于用政策壁垒对其进行制约。 在眼下中国政权交接之际，新闻审查和相应的奖惩措施更加严格。对于政府的这些做法，新浪和腾讯等媒体公司的领导和发言人在公众场合普遍选择沉默和不予置 评。

实名制浪潮：声势渐微的一场表演？
为了配合政府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和维护网络安全的号召，北京市于2011年12月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属地在北京市的互联网网站上， 其微博新老用户必须实名认证，才能发言和转发。在这个历史性变革的清晨，彻底实施实名制的复杂性和其可能引发的结果招来多方质疑。为配合政策需要，即使面 对着粉丝锐减，用户大规模退出，微博营销失效等风险，新浪还是无奈宣布将推行实名制。此举使新浪的股份一度跌幅达11%。

撇开所谓出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考量，微博实名制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一部分互联网精英，即教育程度较高，对个人信息和言论自由敏感的用户，对实名认证 存在抵触心理。由此丧失具有前瞻性和批判性的精彩言论；微博实名制，使得政府拥有了更加便利的管理工具，将微博即时、高效、匿名的传播形式粉碎，转化为受 约束、受监视的偏官方媒体；网络的匿名监督对特权制约起很大的作用，在实名制下用户不能保证自己有一天不成为因举报而遭人打击报复的牺牲品；对于新浪本身 来说，彻底施行实名制将造成用户的大量流失。

众多弊端加之实施的复杂性，导致这场实名制浪潮从声势渐微直至最后的不了了之，不难使人联想到2009年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失败的推广经历。

新媒体革命中的摸索前行
近年来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良莠不齐的网民素质，偏颇的理解和情绪的病毒式传播确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可循的章法。面对过度的新闻审查和网络监管 力度时，中国的媒体和民众往往用国情来安抚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新闻审查在哪个国家都有。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控制社交媒体就无法有效维护社会的安 定。”

Lagerkvist教授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年轻的受众已经从过去的全盘接受并容忍过滤后的信息，到现在用理智的情绪接受一个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新 闻审查和监控机制。新媒体追求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在短期内不会给政府造成巨大的挑战，关注的重心应该是如何解决由追求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代理问题。

如何找到网络监管和公民言论自由权、隐私权的平衡点，保证政府监管和干预不过度，不越权，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永恒命题。社交媒体的爆炸式普及，对公众舆论力量的有效推进，和政府监管的微妙博弈，一切都在这场新媒体的革命中摸索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