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下流化导致思潮下流化

 


童大焕—

2012728星期六

 


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提出中产阶级下流化的概念。他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一向稳定的日本中产阶级正在萎缩,年轻一代从中产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


据说很多国家出现了与日本类似的现象,它是全球化趋势下先发国家产业向后发国家转移的结果。产业消失了,未到退休年龄的产业工人要么失业,要么屈就于不熟练的岗位,收入下降。日本人痛感特别明显,是因为日本企业文化讲究终身雇佣,导致企业转身缓慢。在数字化、网络化大潮面前,日本电子业比韩国台湾同行还迟钝。这是日本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造成的,政府试图以补贴保就业,实际效果是保了颓势产业,挤占了新兴企业的发展空间。


虽然中日两国“下流化”原因有别,但是中国社会整体下流化的感受之深更甚于日本。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多面,但九九归一,主要还是各级政府亲力亲为地主导投资和招商引资,以及税负过重,导致财富大量向政府、向少数阶层转移,而成本和负担大量向普通民众下压。


一是政府直接主导的投资中,大量的投资只管投入不管产出,大量成本耗在腐败成本上,甚至它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腐败型投资”,就是拿着纳税人的税收和负债,投资的目的只是为了官僚小集团短期政绩和取利。它不仅导致大量投资失误和浪费,而且严重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二是各级政府以土地优惠、廉价劳动力、环境保护滞后为代价招商引资,房地产补贴了大量原本过剩的夕阳工业,导致房价畸高而收入畸低,经济成果少数人摘取,污染和低工资多数人承担。


三是税收增幅远高于
GDP和工资增幅,货币超发,工资上涨被物价上涨吞没。高税收和高通胀、低利率不断把中等以下收入阶层向下挤压,形成多数群体的“社会下流化”倾向。


最可怕的还不是短暂的社会下流化倾向,而是在社会下流化过程中伴随着“思潮下流化”倾向。如果说社会下流化背景下,整个社会还能保持清醒和理性、还能坚守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全社会戮力同心,找准症结对症下药,社会将有可能很快走出下流化陷阱。但如果在社会群体收入下流化的同时,病急乱投医,陷入“思潮下流化”泥潭,社会将有可能陷入“收入下流化——思潮下流化——收入下流化”的恶性循环。


这一点有德国动物学家霍斯特发现的鲦鱼效应为社会心理基础:鲦鱼因个体弱小而常常群居,并以强健者为自然首领。将一只稍强的鲦鱼脑后控制行为的部分割除后,此鱼便失去自制力,行动也发生紊乱,但其他鲦鱼却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鲦鱼效应警示人类社会:一个社会被甩在时代身后的中位数以下人群越多,就越盼着救世主的出现;人们越是期待一个强权机构为自己伸张正义,民众权利被剥夺的奴役之路也越甚,且越发导致多数人被甩到中位数以下。


鲦鱼效应往往跟“靠煽动仇恨驱动的诈骗”紧密相连。“靠煽动仇恨驱动的诈骗”明知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但是为了一己之私,刻意迎合社会上急于求成的民粹心理,通过迁怒和转移矛盾等方式,达到煽动和挑起民众对某个阶层的仇恨为目的,比如对于高房价高物价,不是耐心细致地解释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原因,不是吁求经济模式的整体变革,而是一味呼吁政府强权,迁怒于开发商和投资者,达以左右逢迎上下讨好的目的,以奠定一己“民众代言人”的地位,大发国难财。


罗杰斯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曾说道:一个社会智商在中位数以下的人占一半。更何况,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民众收入在中位数以下,那么他们的智商能够保持在中位数以上的人数将会更少。愤怒和仇恨会使人们失去耐心和理智。


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这时候守住坚定的价值观就特别重要,这样的价值观至少包含以下几个人类历史证明过而且仍将继续证明的普世价值:经济自由市场化(这是一切的基础)、治理法治化、政治民主化。并且怀疑一切宣称和自我宣称可以很快达到效果的各种“非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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