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被人打了一闷棍,我走出影院时,脑袋懵懵的,那残酷而肃穆的影像仍在眼前晃动。周围的人群安静而恍惚,没了往常电影散场时的喧闹。读过一些不同年代的大饥荒记录,虽比《一九四二》更触目惊心,但还是和看电影不同。当你跟随着漫长的逃荒人流在银幕中行进,你会感受到一种更真切、更严峻的拷问。饥饿的人在沉默中一个个死去,把问题留给了活着的人。那些历史事件你并未亲历,但你却感到一种负疚,对这苦难记忆的负疚。
  
    电影《一九四二》表现的这场大饥荒,造成了500万人死亡。从1942年春开始,河南各地出现冰雹、大风与黑霜,然后是遍地大旱、蝗灾肆虐。饿殍遍野之时,国民政府仍狂征军粮并封锁消息,灾民的粮食被搜刮殆尽,最终导致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死亡。这场灾难有天灾成分,但主要原因,还是与当年国民党官僚体系的军政矛盾、官员腐败、沟通不畅等有关。从应对大饥荒的迟钝和无序,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即将面临衰落的命运。如电影所表现的,最后还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美国爆出了大饥荒的新闻,并通过与蒋介石的交涉,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赈灾措施。
  
    我想冯小刚和刘震云,不一定读过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书,但电影表现的情节,却似乎在证明森对饥荒研究的结论。只有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才可能导致大饥荒。天灾只是诱因,权利的不平等、信息沟通不畅、言论自由缺失、极权体制等,才是真正导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因为极权统治者,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饥荒的影响,所以不会有任何防范的动力,但民主政府不同,因为要面对公众的舆论和选票,所以会更有效地防范大饥荒的发生。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有时就像一个人一样,会把历史的苦难看作自己的隐私,总是希望人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苦难却是历史留给人类最重要的经验,如果我们丧失了对苦难的教育和集体记忆,不仅会导致民众对苦难的麻木和良知的败坏。一旦条件允许,很多人会失去判断自己行为价值的能力,摇身一变,他们可能成为一场新苦难的制造者。
  
    饥饿让人感觉迟钝,苦难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但对幸存者和其他活着的人来说,重新叙述那些苦难的故事,让曾经的苦难重现在当代人的公共记忆中,就是对逝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修复。因为只有从苦难的记忆中,我们才能发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如何与扭曲人性的苦难进行抗争。徐帆饰演的花枝为了孩子能活命,把自己卖了;张默饰演的栓柱,为保住孩子的风车,丢了性命。在冯小刚的镜头下,那些被饥饿伤害和凌辱的人,开口说话了,讲述那些在绝境中的悲惨故事,讲述饥饿对他们的伤害和扭曲。这不只是对他们的伤害,而是对整体人性的伤害。当这些逝者开口言说时,他们或许才有可能走出曾经的创伤和屈辱。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见证生命在苦难中的尊严。
  
    悲悯不代表遗忘,反而意味着要让苦难的历史,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因为只有铭记这些苦难,苦难才不会在未来重演。悲悯并不是要对曾经邪恶的行为置若罔闻、一笔勾销,而是要更庄重、更严肃地向人们展示历史中的邪恶与苦难。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悲悯也意味着,揭示真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仇恨或报复,而是对历史创伤的修复和对正义的重新寻找,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漠视苦难的历史价值。
  
    或许只有当我们重新感受这些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重新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恐惧时,才能明白正义、敬畏与悲悯的重要。《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历史和今天的人们,向当年所有无辜的死难者道歉。电影作为当下影响力最大的公共表达形式,显然承担着塑造公众集体记忆的责任。我们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客观与准确,更需要这种影像艺术的叙述与感染力,因为它能让所有人感同身受。只有让历史的苦难昭然若揭,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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