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是年份的數字,而是隱藏著中華民族悲涼的密碼。一九四二、一九六二,相隔二十年,神州大地兩次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一九四二年三百萬人餓死的慘劇,終於在今年冬天搬上中國銀幕。劉震雲編劇、馮小剛導演的作品,讓多少觀?熱淚盈眶,刺激更多人去探索一九六二年三千萬人餓死的秘密。

因為一九六二年是更荒誕、更慘烈的饑荒,至今仍然隱沒在共和國的官方史頁中。新華社老記者楊繼繩的扛鼎之作《墓碑》是中國的禁書,但有心人都可以在中國網絡上找到它的電子版。讀者會赫然發現,一九六二年是風調雨順的一年,沒有天災、也沒有外敵入侵,沒有戰爭;但不少餓死的人,就倒在儲滿糧食的糧倉附近。

這都是人禍,也是一個僵硬體制中官僚自欺欺人的惡果。這觸發了中共高層的鬥爭,為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埋下了伏筆。

而重要的是信息的不透明。媒體在這重大的時刻,都面臨重大的考驗。一九六二年,大飢荒的殘酷事實並沒有出現在媒體,新華社記者連內參都不敢寫,怕會被批鬥,因而彼此說謊,不斷吹噓形勢如何一片大好。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飢荒被官媒所隱瞞,城市居民大多不曉得情況,但是最後民間的《大公報》敢於揭開真相,總編輯王芸生發揮太史公「筆則筆、削則削」精神,報道河南飢荒的慘狀,並質問當局,震動全國。

率先向國際揭露河南真相的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Theodre White),在兵荒馬亂中,到災區現場採訪,拍攝照片,讓國際讀者了解本來被隱蔽的苦難。

今天回顧這兩場飢荒,更有一種對新聞自由的飢渴感。今天中國媒體的生態,是否還比不上當年的《大公報》?中國政治一些被隱瞞的秘密,是否還需要外媒來揭發?

越來越多的網民和公共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時代的緊迫感,了解這樣的新聞自由不僅是公民的權利,更是一種巨大的公民責任。

這項公民的責任,就是堅持對權力說真話,不容一元化的權力扭曲事實;不容社會的發展,是在一種「信息結構不對稱」的情況下進行,導致了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被扭曲和被犧牲。

但說真話的權利,必須要有制度的保障,才不會被政治與經濟的權力夾殺,被權錢交易的巨獸所吞噬。

在二零一二年的尾聲,在歷史與今日交纏的光影中,解讀時代悲涼的密碼,中國人都在期望新一屆領導人的新氣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與民間自下而上的力量「會師」,融合為一股政治改革的洪流,衝破專制的愚昧,讓七十年前和五十年前消逝的千萬亡靈可以安息,讓中華民族衝出悲痛的歷史門檻,告別肉體死亡的絕望,迎向制度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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