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怡廷
立法院群賢樓九樓的大禮堂裏，政務官們面對面坐了兩大長排，估計有 3個次長，7個司長、5個處長、2個局長，以及 19個附屬機關等的主管們，這天是文化部審預算的日子。
這是個老酒新瓶的年輕部門，文化部整併了文建會、新聞局、硏考會及教育部的部分業務，主管範圍零零總總，涵蓋流行音樂、文創產業、影視娛樂、新聞出版、文化交流、藝術、古蹟、博物館、海外文化中心等。
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半，官員們嚴陣以待等候備詢，雖然機率不高，但隨時都有被叫上台的可能。而真正的備詢主角，他們的老闆—文化部長龍應台正在台上，接受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質詢。
林淑芬針對華山園區 ROT案經營團隊的適格性提出質疑，團隊中遠流出版社的董事長王榮文同時也是龍應台基金會的董事，她認為應該要利益迴避。
尖銳沒有就此打住，林淑芬繼續纏鬥。她指出這個經營團隊在 07年和文建會簽下整建及營運權時，合約承諾的經營方向已經變調：餐廳、酒吧林立，藝術展覽聊備一格，商業氣息濃厚的華山藝文特區，已和最初文化界人士努力推動的想像截然不同，而且「部長，為什麼我們已經委外經營，還要編列綜合業務經費補助廠商？」
面對綿密攻勢，文創司長在旁謹慎補充數據，龍應台則耐住性子，一臉嚴肅，不自覺微微抬高下巴。
這種場景龍應台並不陌生，殿堂從議會到國會，十三年前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時，她就學會和質詢的民意代表互不相讓、重點不在交集的議會式表達，「沒有違法、完全沒有違法，委員，一切依規定辦理。」她刻意延緩節奏，字字重音，兩人的聲線合音般交疊。
立法院的攻防，163億文化預算的護航者，只是龍應台眾多角色扮演的其中之一，文化部長的新身分，讓她的能量更為飽滿。她穿梭在各種場合，用不同的服裝、情緒、語言和身段。
她是九場文化國是論壇中，負責穿針引線的優雅主持人。
有人質疑她混淆了身分——一個政策擬定者，何以僅僅主持、不見主張？「我是來做功課的。」過去只看新聞頻道、不識流行歌手Hebe、林宥嘉卻要掌管流行影視業務的龍應台，深諳坦白從寬之道。
而接任文建會三個月，當上文化部長又再花三個月「做功課」，相較於她的長官行政院長陳冲被馬總統下達指令，提出「一個月就要讓人民有感」的經濟方案，龍應台內心的時間表顯得餘裕。
她也是在景美人權園區，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們噓寒問暖的當局者。
但在立委段宜康的質詢中，身為國民黨執政團隊，背負着白色恐怖原罪的她，拒絕對個人責任作任何表態。她認為追究「結構」才是轉型正義的要務，儘管她曾在《野火集》二十年的再版序中寫道：「我也確信那個不公的體制得以存在，是因為個人允許它存在：比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
「龍部長是個文人，我認為她對歷史、文化、人權是有反省能力的，不至於太意識形態掛帥。我們願意期待，但要監督。」雖然她對加害者歷史呈現的態度有爭議，但長年耕耘白色恐怖人權工作的陳銘城肯定，龍應台和她派任的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王逸群相當積極，也尊重他們的意見。
她也輕裝走進台北地下音樂的重要據點——師大路的「地下社會」，了解Live House文化，她強調自己和兒子去過不只一次，「我知道 Live House是什麼。」
但面對負責人何東洪的訴求，希望別再以八大行業的飲酒店做為 Live House的法令規范，龍應台一到場還是問「有沒有賣咖啡？」令人忍不住想起安德烈在《親愛的安德烈》中寫給母親的信，「MM，對於年輕人飲酒，我覺得做父母的不需要過度緊張。」
然而，她最自在的角色，可能是文化外交官。
出訪美加時，她用英語流利演說，「我很少在政策報告中，看到部長是以『在國外用英文演講』來敘述自己政績的。」立委鄭麗君在某次質詢中提到。
文化部長的身分，讓龍應台更有高度穿梭國際，有時候個人形象甚至比台灣文化更為鮮明。她邀集法國前文化部長賈克朗來台，也即將和《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的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對談。
寫而優則仕
若要說龍應台的生命經歷，是為這個位子準備，肯定她不會同意。「寫了《野火集》的代價大概是：這一輩子不會有人請我『學而優則仕』出來作官了。」在《野火集》裏她自述。然而從威權體制中拿到話語權，再從民主體制中得到政治權力，龍應台在每個時代階段的每個選擇，都使她一步步走到此景。
84年在《中國時報》寫專欄，85年底出版《野火集》開始，龍應台抓住 50年代以降鋪陳已久的反威權氣氛，用富有召喚力的筆觸，和「批判個人不批判政治」的安全策略出手，「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裏的一條蛀蟲。」
優越的轉譯天分、感性的文字、溫和而不激進的思想，龍應台捨抽象價值指出具體問題，加上主流媒體的刻意推介，對保守的中產階級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而這個作用，也陸續在中、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發酵。
「龍應台不是真的挑釁權力的人，她對言論的底線是有敏感度的，黨外雜誌批評得更厲害，但影響力有限，她和多數人說話，傳遞相對進步的價值。」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羅世宏分析，「不同人作不同事，也可以說黨外雜誌撐開了龍應台的空間，顯得她的溫和，而她又為大眾撐開了更大的言論空間。」
在台灣街頭運動最多、思想能量最豐沛、社會力最蓄勢待發的 80年代，龍應台成功燒了一把火，但 86年她也因為家庭因素，在野火正熾熱之際離開台灣，旅居歐洲。
有 13年的時間，她腳非踩在台灣的土地上，遠望 90年代台灣的民主化及本土化歷程，她沒有親身體驗那段民主轉型的艱辛，始終帶着距離感。她曾為文批判，選舉是多數者的民粹，而為了反制國民黨過去虛無的大陸教育，整個社會興起一股對台灣本土的內向探求，則是鎖國。
政治環境安全了，她的批判力道更強，內容開始明確指向政治與文化，「獨裁體制沒有了，而黨主席在黨內依舊可以一言專斷，而議會依舊可以拿公款自肥。這時候雲消霧散，問題的真正癥結才暴露出來：是文化，不是政治。」
1999年，應馬英九三顧茅廬之邀，龍應台回台做台北市文化局長，首次任官，風風雨雨，原本眾人預測她三個月就會辭職，但辭呈總是揣在口袋，龍應台還是做了一任四年，應了她辦公室「放火只是開了頭 下海就應幹到底」的對聯，也充分顯露她一旦心意已決，就硬幹到底的個性。
吸收了體制內經驗後，2003她年恢復作家身分，長居香港近十年，視野及資源遍及兩岸三地。直到今年初馬英九連任，龍應台被邀及二度出仕，成為末代的文建會主委，首任的文化部長，也被認為是馬政府在兩岸文化談判的重要使者。
「這件事情確定後，我不是失眠，而是到現在都沒睡，因為我已經知道，叢林裏頭是什麼樣子。」接任記者會上她是這麼說的，而在香港與安德烈的告別晚餐，牛排上有這對母子的幾滴眼淚。
嫻熟媒體操作 缺乏 action plan
的確，這次叢林的險峻，更勝 13年前，當時她只是一個城市的文化主事者，而現在必須要處理國家層級的文化事務。
除了組織重整，建立制度，龍應台必須承受先前文建會、新聞局的包袱，譬如夢想家、國發基金高達六十億的文創投資爭議，以及陳痾已久的公視董事案。而她也無可避免面對政務官必須要有的政治表態，譬如棘手的認同問題，又或者是敏感的兩岸問題。
但她也不是當年的龍應台，手邊的籌碼更多，對政治的理解更深，她是有備而來。
對於前任包袱，她懂得運用「一切尊重司法」、「我們依法行政」的政治語言；而民進黨籍立委段宜康及鄭麗君針對「轉型正義」及「六四」議題的質詢，即便她的回答在事後引發高度爭議，但也都能淡定以對，「作為一個部長和作為一個作家不同，換了位子要換腦袋，我要有勇有謀。」「我拒絕表態文化。」
雖然拒絕表態文化，但不代表龍應台不懂表態之道，她對媒體傳播有洞悉的天分。
她懂得借力使力，將龍太后、托腮、穿布鞋備詢的負面指責轉化成正面資產——「希望我們回歸政策面，不要討論這些沒有意義的問題。」作用力往往反饋在批評者身上。
她清楚文字記者喜歡引述她漂亮的句子，也從不吝嗇在鏡頭前面真情流露，於是鏡頭能捕捉到她對着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遺書潸然落淚，或是她緊緊擁抱求助無門的樂生院病友。
「她的確性情中人，」一位在台北市文化局時期就和龍應台交集數度的社運工作者印象很深，她視察老社區時，會隨手摘下路邊果樹上的水果吃了起來，也和年輕學生從這個屋頂跳到那個屋頂，這些都是在沒有媒體的狀態。
「她是有個人魅力的，人們很容易被這種率真吸引。」但幾次交集下來，他也發現龍應台往往不會具體承諾，甚至是帶着自己的難題，和大批媒體一起來「關心」。
「龍應台一來就展現得很親民，也看得出有做功課，叫得出病友們的名字，但真正進入實質面的討論時就會說她沒有錢，修改相關法令需要很多時間。」一位長期關注樂生運動的記者直言，運動者愈來愈熟悉龍應台「我都知道，我都了解，這很難，請給我時間」的這套 語言，也發現時間過去了，她所帶來的媒體效益遞減，卻不見後續實質的行動。「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她的道具，但要不要演？」
06年以來一直主張 Live House法規正名，「地下社會」負責人何東洪也對文化部的後續執行力有所保留。
第一次抗爭，龍應台見了大家，也表了態，隨後也帶了媒體去了解問題，「但在開了一次業者會議聽取大家意見後，又無疾而終。」
何東洪說，後來據知中央有再召開一次跨部門的行政會議，會議的結論是消防建築商業各種法規沒有修改的必要，但這些都沒有業者參與，過程也不透明公開，「現在又退回地方層級的台北市文化局處理，一切又回到原點。」
十月中，復業不到三個月的地下社會，又被開了兩張罰單。本質的問題沒有獲得解決，何東洪再次抗議，龍應台已不再回應，但這次的香港行，卻要由黃耀明帶路到香港 Live House「取經」。
「如果是去取經，唐三藏回來也要翻譯，龍部長的借鏡是什麼？也不能只是說說。」何東洪認為香港的狀態和台灣不大一樣，而台灣 Live House正名從 06年至今已經是陳年老問題，文化部是否有心解決？何東洪語帶保留，坦言還在觀望。
但「龍應台牌」還是有些幫助。青年樂生聯盟成員何欣潔觀察到，新北市捷運局開始修樂生的三棟房子，而原本吵着要拆樂生的新北市議員，也願意爭取捷運站從「迴龍站」改成「樂生療養院站」。
「雖然作為一個中央部門，文化部可以發揮的有很多，做得還是太少，但持平來說，龍部長來了後，還是有些改變。」
中港台的期望差異
龍應台做官，向來都不是台灣自家的事，還是兩岸三地華人圈的大事。
她提出《中環價值》對香港的文化批判，發表《天安門母親》、《請問文明說服我》等直指中共極權體制，在歷史詮釋上飽受爭議的《大江大海》，依然在兩岸三地有廣泛的影響力。
「她的觀點影響我對香港本土文化運動的思考很深。」香港兆基書院的創辦人黃英琦，在文化倡議時常提及好友的文章。而馬家輝還曾為文建議，龍應台若在台灣混不下去，可以考慮到香港做文化局長，龍應台總有辦法讓大家覺得，她最適合當自家的文化部長。
談願景，談價值，龍應台的語言是迷人的，但和中港社會普遍高度期待的心理相較起來，民主化相對成熟的台灣，愈來愈能洞悉什麼是政治語言，什麼又是實質政策。
「國際化」、「雲端化」、「泥土化」、「產值化」和「黃金十年」一樣漂亮而抽象，而民進黨立委鄭麗君認為，政治的智慧，是合理的資源分配，民主必須在細節裏、制度裏、執行力裏檢驗。「不再是作家的部長龍應台有好看的理念，但要轉化成具體可行的政策，還有一段距離。」
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撇開作家龍應台過去為自己設下的價值鋼索，明年是文化部的第一個預算執行年度，握有百餘億預算的龍部長，才要真正面對考驗。
無論如何，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羅世宏認為龍應台依舊是值得期待的文化部長，「否定龍應台並不能讓文化地景產生更多樣的可能性，反而我們要善用龍應台，將她導引到文化界想要的方向，而別拱手讓產業界影響她。」
而對文化政策把關甚嚴的鄭麗君，看着龍部長摸着石頭過河，「給她一些時間，看她怎麼落實，畢竟是第一位文化部長，她的成果很重要。」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