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版刊於第36期《陽光時務》──我們等了二十年,嗎?從香港獨立音樂空間變化看音樂節熱潮
(網上版轉載了樂隊觸執毛登於facebook內的相片)

香港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繼早前甘草演員羅樂林在短短廿四小時內,在同一個電視台死於五部不同劇集之中為人津津樂道,聞名國際;現在我們在廿四天內,在同一個平台──西九龍文化區,看到三家音樂藝術節此起彼落。12月1日樂隊觸執毛在 Clockenflap 主台演出完畢,與過萬觀眾合照;然後在短短14天後,在同一地點踏上自由野的舞台,與觀眾拍了一張近乎一模一樣的相片。朋友打趣說,如果觸執毛有唱中文歌,好大可能也會登上文藝復興音樂節的台,成為音樂節三連霸…..

這個現象當然要從本地音樂空間的規劃邏輯去分析。程展緯早在兩年前已為《小西九雙年展》做了一個名為《為未來西九罪惡區做好準備》的作品,說是「為未來西九落成後準備的逃生計劃…西九落成那天,天會降一場大雨,把十年要下的雨一晚落下,為免連累街坊,藝術家程展緯會籌建一艘挪亞方舟,將所有會浮的東西都聚集一起,請大家做好準備。」罵西九的文章我也確實寫過不少,說它是「文化沙漠方舟」、「文化迪士尼樂園」、「接駁高鐵的香港文化野生動物保護區」等等,且不贅述。現在我想說的是這座城市本來的文化空間從何時逐一消失,發展受到甚麼阻礙,有甚麼東西有被大雨沖走之危,還有最重要的,有甚麼浮現上來。

就以音樂展演場地為例。康文署管理的紅磡體育館自1980年代起被打造成為香港音樂界演出的頂峰舞台,與當時本來從事建築業的張耀榮轉攻演藝事業有莫大關係:耀榮娛樂是第一間在能夠容納過萬人的紅館舉辦音樂會的公司,所有當時得令的樂壇紅星如譚詠麟、張國榮、劉德華等等都必然與張耀榮合作,被稱為「演唱會之父」。但紅館管理嚴格,只適合一些坐定定、搖螢光棒心形牌的流行音樂會形式。在那裡看過或籌備過較另類樂隊演出的人很明白紅館並不是好選擇,是故這麼多年來,「紅館」演出模式都千篇一律,都是歌手換換衫、跳跳舞,能走下台與觀眾握手已經是最刺激的環節。

1994年我們有過一個全新的盼望與失望:香港大球場重建後啟用。政府原本構想大球場可作容納四萬人的國際性音樂場地,可是由於鄰近居民不斷發出噪音投訴成為浪費公帑的國際笑話。康文署數年前動用近1000萬元改善大球場的音響系統,但情況未見改善。事實上從1990年代起,音樂愛好者遇過無數次的失落,要盡數曇花一現的音樂場地實在不容易:商業電台策劃,Radiohead曾到過的Music Union;1990年代搖滾聖地,現在只容粵劇演出的高山劇場;陪伴著本地朋克與Hardcore 音樂成長,現在成為愛國教育中心的蒲窩;原本是籃球場,下年度不再搞樂隊演出的蒲吧。還有許多場地如亞士厘道的Ameoba、In Place、觀塘Live House、IM Net、NSet、Lab Yellow等等,大多出現兩三年,然後結束,或改變營運模式。好像中環的Backstage,必須以餐廳作主要業務,一來為收入,二來為牌照。

世界各地,大學區都是次文化重鎮:各類唱片舖、各類書店、live house、新潮服裝店、咖啡廳、時鐘酒店林立…..處處是年輕活力。香港哪裡有甚麼大學區?浸會大學視藝學院搭上觀塘區的獨立音樂街頭藝術,都已經很勉強。現在浸大同學護校成功,觀塘的工廈藝術家卻又快被貴租浸死。黃耀明說以往大專校內會舉辦音樂會,早期的達明一派也是這些演出的常客,但現在學生都喜歡在外面租場,喜歡大場面。

香港獨立音樂演出場地長年匱乏,樂隊數量不斷增加,卻只有三兩場地,間接造成獨立樂隊渴望玩比賽的現象。嘉士伯音樂比賽、CASH流行音樂大賽、通利琴行比賽、青少年樂隊比賽、Battle Of The Band…..有趣的是絕大部份參與者都不認為自己要贏,甚至對那個膠獎杯嗤之以鼻。但比賽是許多新手唯一演出機會,或是得到以後演出機會的橋樑。這現象背後夾雜許多權力圈子瓜葛,與及新音樂類型的排斥,不健康,也不禁令人嘆息。

雖然失落不少,但也有出現過一系列的音樂節:2001年的「903搖滾森林兩日一夜组BAND大露營」、好幾次Clockenflap、在維園的小型音樂節Rock It、還有更小眾更政治性的自由文化音樂節等等。然後當打正文化區旗號的西九出現,這個馬拉松音樂月便成了。
為何是三個音樂節?不可以是一個?我認為這就是香港音樂文化圈最有趣的地方:香港人有著相當割裂的文化背景,但同時承受著同一股失落感。

先說文藝復興音樂節。它究竟是甚麼?基金從何以來?為何羣星都在撐它所宣揚的獨立文化?這些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確實是想牽頭為文化界在西九爭一位置。不要忘記剛剛難產了的香港文化局,早期「估領袖」狀態下的局長人選黃英琦被指太過親泛民,然後換來又紅又沒有文化的許嘵暉,嚇得文化人粗口橫飛。現在文化局被擱置,但所謂的文化權力鬥爭已經白熱化。有說現在是有空間便要「搶」,然後我會想像文藝復興基金對許多人的意義正正在此。舉例說,倘若將來西九有一個音樂館,你想是人山人海擔任註場策展人,還是中華青年交流中心辦的好?新成立的基金會策劃的音樂節其實只是個戶外音樂會,與我們認知的「節」還有距離。但確實可以滿足一向聽「歌詞」、或在紅館揮光棒的觀眾,看到左小祖咒就以為很激了。雖然免費入場又有免費啤酒,但反應只屬一般,現場氣氛也不算熱,很多人左手拿著酒杯,右手拿iPhone一直在拍。加上大會安排螢幕上打字幕,看上去就像大家跑到西九海邊看YouTube。對於吃外國音樂奶水長大的音樂愛好者而言,總會覺得格格不入。

之後是第五屆Clockenflap ,雖然今年取了個中文名《歌加飛》,但實際上我們都只會喊它的原名。音樂節未到,已經可以在街上碰到外國人指著我穿上的Clockenflap 衫尖叫。今年設有六個以不同音樂類型作主題的台,還有超過70個音樂單位、咖啡館、藝術裝置、獨立電影放映等等。我最愛的是在草地上的兒童區,小孩用自己的方式把玩著充氣展品在草上亂跑,或在滑板ramp台上獻技。加上殿堂級音樂名牌De La Soul、Primal Scream等等演出,就連英國知名音樂雜誌 NME也報導了。但你會發現中文媒體對這個音樂節不太理睬,的確近三萬的入場人次當中,可能佔六成以上是本地外語人士。西九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驚訝為何有人罵票價昂貴之際,卻比起免費音樂節有更多觀眾,可能大家都低估市民的文化消費意慾了。雖然受歡迎,但音樂節到了第二天,收到超過五十宗噪音投訴,幾近腰斬。到整個節日結束,大家都感謝整個統籌團隊,還特別要對主腦人物Mike、Jay與Justin致意,靠他們五年來的傻勁,才有這個成績。

最後就是自由野,由四個不同搞手安排的音樂藝術節:龔志成負責統籌兩個大台的音樂演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的多元地攤、楊春江安排舞蹈演出和從澳洲邀請過來的Virginia Hyam策劃數個外國表演藝術團隊的節目。自由野是三個節當中最混亂,安排得最不嚴謹,卻又最有驚喜的:數十個免租金地攤、足球賽事、電影播放、自發的研討會等等,音樂佔的比重算是非常少。這個大型的文化crossover,要倚賴一大遍空地才能夠發生。只要將來出現建築物,把活動分類收在不同的館內,就不是那回事。

其實這些音樂藝術節究竟是甚麼?我們先行購票或先登記,參與目的並不為區區一個演出單位,而是所有可能發生的選擇,我們進入了一個充滿選擇的樂園。這些選擇沒有甚麼好壞之分,比方說朋友在北京知名post-punk樂團重塑雕像的權利演出時跑去玩竹蜻蜓、我們為看本地好友打碟而放棄了英國水星獎得主 Klaxons的演出、用整個藝術節投身第一屆人民盃足球賽、喝醉了就甚麼也不看在草地睡覺、搞個檔攤只送不賣…..這些都是以藝術節之名允許我們做的選擇,而這些喜悅,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們本來生活上的無可奈何。如果我們平日能夠在街道擺檔、有很多演出機會、隨處是任意使用的草地、隨處看得見街舞,恐怕對藝術節的想像就會不一樣。

我想起一件發生在Clockenflap的事件。最後一晚結束前約一小時,舞曲台前的觀眾開始把供人坐臥的汽球拿起拋擲,令氣氛推得更高。那些是非常輕的汽球,就算在世貿頂樓拋落街也不會弄傷途人,但現場的保安在奮力阻止。為甚麼?因為指引上沒有拋波這個演出部份,你玩得再高興,已經工作超過十二小時的保安又不會加人工,但只要有意外,儘管機會微乎其微,他們就是失職。我們都知道康文署的愚蠢僵硬,在他們看管西九時甚麼也不容許。音樂節不可以售票,就連MaD曾搞過放風箏活動也被阻止,據說是因為會影響飛機飛行航道。先別管有沒有飛機,手則就是有這麼一條。到相對開放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接手,當「音樂節之父」茹國烈嘗試推行新模式,有些根深柢固的問題其實不易動搖。

這些都是信任的問題。文化活動難以發生,或到達政府手上時而扭曲變質,就是因為制度上沒有信任,只有怕要負擔的責任。管理公司不信任前線保安員,他們都沒有渠道向上頭反映實際狀況;管理層不信任參與羣眾的公民意識,所有事必須按規定發生,行的行,坐的坐。我們正正在這個信任的危機之中,政府不相信市民規劃,市民又不信任政府。那天晚上我花了很多時間說服保安,稱自己認識音樂節的主辦,也認識西九管理局,相信這個拋汽球活動是可以的。看見有人願意負責,他們就不再阻止,滿臉笑容的看著老外拋波。

我們會否把所有的想像留在西九?還是把這些音樂節的經驗帶走?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要記得西九從來都是個地產項目,從前我們全力叫停的高鐵站將建於此。雖然文化活動能為那幾棟像高舉中指的豪宅抬價,但可笑的是那些豪宅同時可以投訴你的音樂活動太吵。從三個節日,我們看到所謂香港人其實包括非常疏離的中、西、小數文化羣,聽流行曲長大的本地人覺得My Little Airport前衛好玩,聽開外國音樂的會覺得MLA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chord,很悶,只有像觸執毛這些又中又英或不中不英的樂隊能來回於不同音樂節。有時疏離的不只是口味,還包括剛提到的信任。操粵語的工作人員會認為英語的人又慢又麻煩,英語的又會嫌本地人不專業不懂音樂。這些問題都不會輕易就能拆解,但不論你的語言文化圈子如何另類,前面都有許多共同難關。我們看到噪音指引必須要重新檢討,推動音樂活動是要有嶄新的聲音管理條例作配套。千萬別被這三個音樂藝術節日的所謂公共空間使用權迷惑,那兒並不公共,我們享用的也只是個短暫的「特權」,城市依舊沒有變,你現在去擺地攤依然會被檢控。在這些經驗之中我們能否找到這座城市的新可能性?我們對「香港」或「本土」有沒有新的理解?在2014年西九主建築興建之先,至少還有下一年的音樂藝術節,讓我們在霸權之中喘息,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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