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胡恩威在本版撰文狠批香港處於「大倒退」，說我們正在走向「低俗獨裁」（詳見11月19日〈回歸十五年香港文化大退化〉）。其所謂的「低俗」，罵遍全港，從「新聞傳媒」、「流行文化」、「藝發局」、「建制」、「八九十後社會運動」到「公共知識分子」等無一倖免，統統無法免俗。然而，如此這般的「反低俗」，顯然失諸籠統，不過是文化精英專用的廉價粗口。甚至，「低俗」的「低」字，根本未能涵蓋另一種同樣叫社會「倒退」的「惡」，它們不時以高人一等的理性和文明來包裝自己，胡恩威恰恰代表其中之一，我謂之「惡俗精英」。
例如胡先生以文化批評的基本套路，來為亞視護航，真是何等噁心。他說政府即使發出新電視牌照，都不過是讓大氣電波又多了一間TVB而已，因而不存在更多選擇云云。這難道不是文化批判論者指控資本主義的常見修辭嗎？即所謂消費社會的多元都只是表面宣傳，在惠康和百佳之間或7-11與OK便利店之間，不存在真實選擇。然而，先不論城市電訊是否另一間TVB，難道為了避免資本主義同質化的虛偽，一間零收視兼赤化了的電視台也可成為文化「出路」？這跟「北韓是西方自由世界以外的幸福國度」的說法有何不同？
文化精英的特點在於脫離社會民眾。這幾年，香港面臨巨變，政府深陷領導權危機，社會各個範疇充斥革新的訴求。然而那些精英往往脫離這股社會動力，其志向也不在推動全社會的文化充權（empowerment）；面對社會如雨後春筍的各種創新和訴求，則經常嗤之以鼻。例如，對於八九十後的社會運動，像胡先生一類的文化精英，只廉價貶斥為「低俗」和「倒退」，卻沒有認真看待年輕一代對於新社會的呼聲和渴求。更惡劣的是，他們直接為腐爛的建制撐腰。也就是說，與其積極投入民間社會運動，倒不如依附建制來推動文化，這更為實際。事實上，胡恩威一度盛傳是文化局長的人選，而在數年前西九一役，他也曾被嘲為「文化諸侯」，不變是他今天又去了亞視那邊站台。
或許有人會說，跟大眾社會保持距離，也是文化人慣見的定位，不一定是精英之惡。對的，但這次不一樣。當胡恩威鬧爆全社會無不低俗之際，無疑很有「文化人」的調子，即選擇那種「成為自己社會的陌生人」的批判定位。但問題是，在這一批判傳統中，那份因反省而來的疏離，是從來不會在政權面前止步的。胡先生的可笑恰恰在於，他成功演繹出一種反社會但親建制的文化叛逆，這就不是反低俗那麼簡單了，而是讓「文化批判」變態成為河蟹的工具。
當然，我更期待一種跟民眾站在一起的文化人，他甚至不以疏離的文化批判者自居，而是葛蘭西所說的、以全民民眾為念的知識分子。在這項構思中，知識分子和民眾沒有分離，不會顯得像社會的局外人，因而文化改革也不是一場遺世獨立的戰爭，更不走趨炎附勢的捷徑，而是積極走進公民社會，跟民眾的民主事業一同冒險和奮鬥，致力創造新的知識和語言，對抗老舊的世界。
在這個統治階層深陷領導權危機的時刻，香港更需要葛蘭西所說的「民眾型知識分子」。
本文刊於明報世紀(07-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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