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在十六世纪中叶就已经迷住了欧洲。它的虚拟虚构,也成了“不可能存在之好地方”的代名词。可是,不论人们怎样知道其虚幻,它虚拟的美好一面,还是在不断提醒真实世界的悲惨和不完美。”

“乌托邦”这个概念源自一本同名书,作者就是英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托马斯·莫尔。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 A Man for All Seasons(中文译作《良相佐国》,也有译作《日月精忠》的),在第三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八项提名,获奖六项,包括最佳影片 和最佳导演。我很喜欢这电影,因为拍得考究。可电影对莫尔的著作不感兴趣,只是在电影开始不久的一场闲聊戏中提了一句,暗示莫尔是《乌托邦》的作者。不熟 悉这段历史的观众,很容易就忽略了这点暗示,并不因此就明白托马斯·莫尔就是“乌托邦”的始作俑者。我忍不住要讲讲他的故事。他自己、他的时代,实在太戏剧化了。

与其说托马斯·莫尔的人生戏剧化,还不如说是被“亨利八世时代”给“造就”的。那还是十六世纪。亨利八世他爹是亨利七世,八世的王位本不是他的,而是应该传给他哥亚瑟。

 我特别留意亨利八世的故事,一个原因是以前读到过他的王后凯瑟琳的故事。我在《西班牙旅行笔记》里讲过古西班牙建国的故事:那是两个最大王国联姻的结果,就是阿拉贡的费尔南多王子和卡斯蒂里亚十九岁的王室女孩伊莎贝拉的结合。他们婚后各自继承王位,两大王国因此合并,就是西班牙的主体。王室政治 联姻在古代很普遍,可是,联出如此皆大欢喜的结果,并不常见。他们后来有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就是凯瑟琳。

那个时代的王子公主,几乎不可能有幸福生活。凯瑟琳就命中注定不幸。她先嫁了英国王储亚瑟,当然是长辈为了维系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关系。可是,1502年,亚瑟还没继承王位,就突然去世了。

 英国和西班牙急了,急的是联姻背后的政治联盟怎么办?紧锣密鼓策划下来,就要求凯瑟琳接下来再嫁,和亚瑟的弟弟订婚,说是订婚而不是马上结婚, 是因为这个弟弟那年才十二岁,他就是后来的亨利八世。 这双方都是天主教,而转嫁计划不合《圣经》,天主教廷绝不会同意。于是,双方家长就想出一招,让凯瑟琳出来宣称,自己嫁亚瑟后并没有圆房。这样,教皇认可,发个训令,认定前面无“实质婚姻”,新娘子还是处女,就可以改嫁了。正式成婚是亚瑟死去七年后的 1509年。那年亨利七世去世,亨利八世即位。

 此刻,亨利八世十八岁,凯瑟琳已经二十四岁。且不提英国后来对西班牙联盟失去兴趣,少年亨利更是对这个安排早有抗拒,不过,这对夫妇还是成婚,并生下了几个孩子。

 可是,问题来了:只活下一个女孩。而亨利八世坚持说,自己不要传女王,他要生个国王。到了凯瑟琳四十岁,他对凯瑟琳能否生出个国王完全绝望。再 说,亨利八世已经有了数个情人,其中还有一对是姐妹。最终是那个妹妹安妮·波琳使得亨利八世入迷,决意废后另娶。不过,天主教廷一关,又一次冒出来,他需 要教廷的离婚许可。当然,要理由显然难不倒亨利八世,理由还是原来那个理由,只是这次反过来说:宣称凯瑟琳和他的哥哥亚瑟当初其实是圆了房的,亨利八世这 婚姻原本就应该算作无效。

 可是你想,这教皇要是马上就跟着亨利八世改口,再发出相反的新训令,还有什么权威?再说了,政治婚姻的解体也是政治,牵涉一系列欧洲国家的复杂利益,教皇还有“政治难处”,于是,干脆顶着不批。

 亨利八世哪里肯委屈自己。当然,国王有特权,他尽可把王后打入冷宫,自己寻欢作乐,事情也一直如此。所以,很多历史学家说,这并非事关浪漫与爱 情,而是事关男性继承人。但仔细阅读历史,你会发现也不能这么说,不要说亨利八世写给安妮·波琳的情书今天还留在梵蒂冈图书馆,激情溢出纸外,而且,他实 际上已经和别人有过一个封了爵位的私生男孩,只是那个男孩的母亲已经失宠,亨利八世不要她当王后了。

 让今天的人难以相信的是,为了这场离婚风波,惊动几多欧洲国家,台上私下,政治交易、金钱贿赂不知有多少。其间还有不少花絮,一是1529年, 有过一次“教皇代表庭”审理,执迷不悟的王后还痴痴地问,我到底哪里还做得不好?亨利八世的回答很经典:什么都好,婚姻也美满,我这是“为了国家”。后来审判拖延,不了了之。二是在这次审理一年之后,不知哪个出的主意,居然求助于“欧洲名校投票”。结果意大利的大学依教派投票,意见两分;巴黎大学在法国国王压力下支持了亨利八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本来就捏在亨利八世手心里,当然也对他投了支持票,但是,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可见真是各种方法都试过,黔驴技穷了。

 安妮·波琳已经怀孕,亨利八世也尽了一切努力,最后他决定,还是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英国,运用自己的政治手腕解决。他疏通种种必要关节,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凡反对者就以叛国罪处死,终于威逼英国国会议员们纷纷屈服,通过一系列法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534年11月11日通过的《王权至上 法》,令历史倒退一大步。先是更名原来天主教的“英国教会”为“英国国教会”,即英国教会从此脱离天主教廷,这也就是英国国教的来历。

 说它令历史倒退,当然不是指英国脱离天主教,而是你一看这个法案名称就知道,法案恢复了“王权至上”:确立国王对国家、对教会,都拥有绝对主 权。此后,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只要是反对国王,都可以依这个《王权至上法》,以“叛国罪”论处。谁都知道,不仅是死罪,还有种种难以置信的酷刑,细节我 在这里还是免了吧。所以,国会不仅立法自废武功,还顺带废了罗马教廷和本国教会约束国王的功力。

 顺便说,英国国教的产生,虽然是借了新教改革运动的东风,但是,它和其他因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很不同。虽然作了一些仪式简化,但并没有什么理念上的重大革新:和天主教决裂本不是理念争执,而是,说来可笑,只是亨利八世要再婚。

 所以,对亨利八世最重要的,是国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王后废旧立新,总算如愿以偿。这一条比较特别的是,不仅不能有反对声音,还全国上上下下都要过关宣誓赞同,而且非黑即白,不宣誓“赞同”就等同“反对”,有点“留发不留头”的架势了。由于事关脱离教廷,最难轻易压服的倒是普通僧侣和修女, 因为他们是信仰最为执著也最忠于罗马教廷的一批人。于是,“叛国罪”满天飞,酷刑死刑不断。一番鸡飞狗跳之后,总算摆平了。

 就在这场王室婚姻引发的宗教政治风暴中,事情已经发展到远远超越起因的王室家庭是非,而是整个国家状态变得极不正常,很自然就把整个上层划为三 块,中间一大批是屈服的,为保住脑袋只能如此,而剩余的人走向了两极。一是出了一批为亨利出谋划策、罗织罪名、残害一切反对者的小人,还有就是在高层屈指 可数,直面死亡威胁,还是敢于坚持己见不惜掉脑袋的人。在那个黑暗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八十岁的费希尔主教和写过《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了。

 费希尔主教是英国教会高层难得慨然赴死的一个。而托马斯·莫尔更是不同,他是学者和政治家。按说他的死并不是在殉教。但是在政教合一年代,偏偏就是掰扯不开的事情。所以,在四百年后,梵蒂冈教廷给他们两个一起封了“圣人”。

 影片选择了托马斯·莫尔和亨利八世冲突,直到被斩首的人生高潮一段。其实他的一生非常丰富,年轻时在牛津大学沉湎于文学,学法律之后开过律师事务所,据说他专注事业学问,又很会生活,家里布置得舒适艺术,花园美丽,家庭和睦,高高兴兴生养着一群孩子。他虔诚于宗教,又和以人文主义闻名的伊拉斯谟 是最好的朋友。1504年,托马斯·莫尔成为国会议员,期间秉公直言,因此还得罪了亨利八世他爹亨利七世。1515年,莫尔成为议长。他当过代理行政官, 打破了当时盛行的受贿风气。1529年还曾出任英国大法官。他廉洁奉公,不论人品能力,都口碑极佳,是亨利八世亲自选他进入枢密院。在1532年,也就是 国会向国王彻底低头屈服的两年前,莫尔发现自己已经不可能力挽狂澜,便选择洁身自好,弃官辞职回家,过平民日子。

 即便如此,因为莫尔拒绝宣誓支持亨利八世,还是没有被放过。在国王身边的小人奸臣操作下,他还是被关进死囚牢。他只要松口,表示支持亨利八世的所有作为,就可以回家,要当官还可以当官,可莫尔仍然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最终以叛国罪被处死。

 1535年7月6日,莫尔平静赴死。行刑前,他强调了自己对国家和国王的忠诚,这是他的原则,他认为自己反对的是“事”。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颗头颅被砍得冤,它没有叛国。”对此,亨利八世毫不领情,托马斯·莫尔被砍下的头颅,还是被挂上伦敦桥示众。

 在电影里,托马斯·莫尔是个典型的守古典原则的政治家,又是个严谨的大法官,重思辨,博学,雄辩,逻辑严密,智慧而隐含幽默,信仰体现在行为有准则,不仅不越线行事,而且是宁死不越线,给人感觉是:其宗教信仰和理性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融合。

 哪怕是拍得很考究的传记片,也还是艺术,不能全部替代历史。影片描述的托马斯·莫尔,基调或许并不错,只是,那个年代的“伟人”也无可避免可悲 地落在历史局限之中。影片当然希望突显托马斯·莫尔对个人价值的坚守,强调在亨利八世时代的整体黑暗沦落时,他给出了一点人性坚守的希望来,所以就不想 “牵扯过多”。实际上,却像我以前提到的“光荣革命不光荣”一样,托马斯·莫尔的从政生涯,也不是一个完美故事。

教会只是崇拜神的人之聚合,教士乃至教皇,都不是神。他们很可能会按照自己狂妄的揣测,自以为是地以神的名义行事,常常铸成大错。托马斯·莫尔 虽然并不在教会任职,但在政教合一时代,作为大法官他也必然涉及宗教审判事务,如审判异教徒,并依照当时法律,判处异教徒死刑,这不但是他不可推卸的职 责,也符合他的信念。托马斯·莫尔不可能逃脱那个时代的命运安排,越是以真诚信念去履行职务,越可能做出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错的事情。

 然而,围绕亨利八世因离婚案件走向王权至上的过程中,政、教上层纷纷趋炎附势放弃坚守,甚至违背良心大行迫害、滥杀无辜的时候,他逆水而行,慨然赴死,也是同样的信念所致。这些表现,足以令后人相信他做过的错事并非违背良心,而只是历史局限使然。他不惜以生命抵制亨利八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 是他认为国王与天主教廷及教士为敌,已经是异教徒的行为。而“忠诚”的价值观又令他不会行叛乱之事,而只能以辞职抵制、以沉默抗议,不惜赴死,是他认为必 须做的事情。而我们,当然只能历史地去看待历史人物。

 传记片是1966年拍的,我也在想,为什么挑了他?古典政治其实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家个人品质的要求;一是政治坚守的核心价值本身。这是个 古老传统。而现代政治变迁,西方国家已经很少坚持寻求政治家的个人完美;当世界进入现代,面对越来越大的冲突、危险和变数,对信念坚守的颂扬,也越来越多 地伴随着复杂环境中衡量妥协的描述,这在国际政治中尤其突出。也许,政治家如何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复杂的话题。人们会感觉,他们需要 回头去看一看来路,提醒自己:有时你不得不偏离路径,有时你不由自主地偏离路径,可是,真正的危险是彻底迷失。也许,这是英国人、是西方文化在提醒一个隐 身于现代政治身后、坚守价值的古典传统,虽然,价值观本身也在变化中。

 掌控了教会之后,亨利八世得以随心所欲,废去凯瑟琳,他又娶过五位王后。让人错愕的是,他还砍了两个王后的脑袋,相比之下,凯瑟琳还算幸运,虽 然郁郁寡欢,倒还是寿终正寝。而被砍头的其中一个就是安妮·波琳。当激情退潮,亨利八世再次需要摆脱这个新王后。当他可以自行其是,从他采用的方式,可以 想见王权强大的程度,为编造“不忠”罪名,他竟然还多砍了五个大臣的脑袋:要印证王后“不忠”,总要找到“偷情对象”。而取伪证和诬陷定罪的任务,也是亨 利八世派给枢密院大法官的任务。这也令人回想起托马斯·莫尔当年不肯做违心之事,坚决从枢密院辞职隐退的选择起因。

 电影给观众带来的另一个误读,就是认定亨利八世就是电影屏幕上那个傻大黑粗的愚昧君王。其实,完全不是。在他即位之后的最初年代里,英国学者曾 一度欢欣鼓舞。他们的新君主亨利八世不仅如托马斯·莫尔描述的,“所有英国国王中,他是最博学的一个”,精通文学哲学和工程学,也有艺术造诣。而且,在一 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还曾经是个俊美安详、幽默大度而又宽厚的年轻人。人们对他的印象曾经是有正义感,尊重学者,任用贤人,不但不傻,也绝不是个邪恶 的年轻人。

 可是,大概就是应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规律,后来的亨利八世为所欲为、任用奸臣,卷起了陷害大批忠良的黑色漩涡。身边环绕一批无信无义 之人,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和没有安全感,编织“叛国”罪名滥杀,变成他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通道。所以,那些参与陷害托马斯·莫尔的人,后来也一样悉数 恶死于所谓“叛国罪”。亨利八世自己最后虚弱不堪,死于梅毒。英国一步步走过亨利八世时代,读来令人不胜唏嘘。君主最终也只是一个俗人,而绝对权力给了一 个君主得到一切,并且毁灭自己的能力。

 所以,有人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在一个黑暗年代里,写着他的理想社会,期待光明。而他是个哲人,也就在《乌托邦》里,缜密地思辨着理想社会的现实可能。

 《乌托邦》假借一个水手冒险故事,推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幸福海岛:乌托邦。家庭是乌托邦社会的基本结构,“妻子要顺从丈夫,子女要顺从父母”。 每三十家为一个单位,选举一个管理人,十个单位的管理人选出一个议员,组成国会。国会选出一生为王的君主。十六世纪的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就开始了宗 教自由的设想,但是,他的宗教自由世界里,并不容忍无神论者。在《乌托邦》中,透过英国早期的圈地,他已经在有预见地批判工业资本不加控制可能发生的弊 端。他认为这会“榨取穷人劳力”,“只对富人有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托马斯·莫尔,是现代思潮、也是马克思的源头。一些被以为是马克思发明的概 念,其实在这个幸福岛乌托邦里,已经可以找到。他的书中构想是:六小时工作制,工作要服从社会需要,唯有在业余时间,才是个人兴趣的天地。财产共有,没有 贫富差距。一起吃食堂,但是也容许开小灶。没有货币。偷盗抢劫也没有必要。法律很简要,不需要律师。物质极大的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后来我们读到 看到的社会主义实践、共产社会宣传,都已经很像了。《乌托邦》社会对律师业却很是鄙夷:“而且,他们(此理想社会的人民)完全废除了律师、代诉人和御用律 师……至于法律人,这群以操纵诉讼和增加纠纷为业的人,根本不存在于这个国度。”

 这样一个乌托邦想法并不需要很高的智慧,诉求明确,就是平等。莫尔在描述的时候,并不承认这全部是他自己认可的构想,反而还依据他所理解的人 性,在书中给乌托邦挑着毛病,他以第一人称,在书的对话中,挑战着那个水手描绘的乌托邦,挑战那里“物质极大丰富”的说法,他说:“在公有制下,人们不可 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当人们感觉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却可以享用他人劳动成果,这样谁还愿意努力工作?”“大家都不努力工作,物质当然就不会丰富……那里不可能如此理想,因为人的本性良莠不齐,要在短时间就改善人性,绝无可能。”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是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他是写给自己的,大概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此后流传出去,被译成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在欧 洲各国出版风行,待转上一大圈,再回到英国,以英语面世,作者的头颅已经被砍掉十六年,就连砍了他脑袋的亨利八世,也已经死去好几年了,真是情何以堪。

 乌托邦在十六世纪中叶就已经迷住了欧洲。它的虚拟虚构,也成了“不可能存在之好地方”的代名词。可是,不论人们怎样知道其虚幻,它虚拟的美好一 面,还是在不断提醒真实世界的悲惨和不完美。于是,《乌托邦》深深印入了社会改革者和学者们的头脑。这本书一次次被重印,一代代被阅读。到十九二十世纪, 通过不同人的变通修改,几乎成了世上海市蜃楼的指路灯。

(:美籍华人作家夫妇丁鸿富与李晓琳合用的笔名,著有《像自由一样美丽》、《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等。原文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111270817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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