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 | 公屏:中国需要好理念

  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个信念一直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基本内容。——哈耶克

  中国刚刚过去的2012年,对后世的史家来说,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距邓小平“南巡”重启改革正好20年,而正是在这2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单纯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令世界侧目,中国的奇特之处还在于它似乎在政治上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有别于西方民主政体的可能性。2002年十六大的成功召开,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外界据此认为,进入后常人政治时代的中国,已经实现了高层人事轮替的制度化,那些一度视中国政治制度为“异类”和“怪胎”的西方学者,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在人治传统悠久的中国,真的走出了一条即便不民主也能经济持续发展、政治长治久安的道路?!然而,在2012年接连不断的政治大戏中,激烈而又残酷的权力斗争,打破了外界对中国政治温和平静的美好想象,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并没有成为例外。

  也许,对于很大一部分中国公众而言,激荡而又隐秘的高层政治,除了能供饭后茶余聊作谈资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在一个物质至上和娱乐至死的时代,“政治冷漠”已然成为世界通病,更何况素来缺少民主训练的国人呢。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民间思潮的活跃程度远超往年,在思想市场上,那些叫卖“改革”甚至鼓吹“革命”的声音,愈发多了起来,也愈发尖锐起来。显然,经济增速的放缓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强,加剧了那些关心自己和中国前途的有识之士的危机感。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一轮“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中,除了作为老面孔的知识界精英之外,不少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也加入了进来,如果再算上互联网上那些不乏真知灼见的草根“政治控”,这样的规模,虽不说绝后,但肯定是空前的,尽管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有些“虚拟”的成分在里边。

  虽然在对过往历史、当前道路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的认识上,民间各种思潮远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种声音渐成主流,那就是,中国必须做出改变。十八大召开,新班子“接棒”主政,即给民间这种“求变”心理带来新的期待。应当看到,这种“期待”对执政当局来说,绝非坏事儿,它表明即便是对当下和未来心存忧虑的群体,仍旧把你当做“改变”的主导力量;只要你走得不离谱,他们仍旧愿意紧跟你的步伐。不过,既然谈“改变”,那就会存在“变好”和“变坏”两种可能,显然后者是民间不愿看到的。那么,怎样才能确保中国未来朝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走上歧路呢?我们以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理念”问题,而非其他,换言之,中国要想“变好”,首先需要好的“理念”。

  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更是表示,“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由此可见,对人类的发展来说,理念或者说观念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而对于处在急剧转型的中国来说,这一点更是不可忽视。

  同样,回顾中国最近一百多年来走过的路,理念的力量也可谓无处不在。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洋务运动,直接的肇因诚然是西方帝国的“坚船利炮”,但如若当时的主政者一如保守势力那般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而不知或者不愿“师夷长技”的话,也是断然不会发生的。及至1898年的“维新”运动,变法者提出并践行“兴民权、设议会”等主张,虽然整个运动不过百余日即告失败,但维新人士主张的观念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至于为什么会失败,道理很简单,变法危及到实权派慈禧等人的权力和利益,但这只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慈禧等人没有超越自身利益的理念。到了20世纪初,在遭受八国联军的沉痛打击后,清廷意识到自己不能不变了,但同样因为未能更新自身理念,非但搞出的“新政”徒有其表,甚至出现了“皇室内阁”这样的闹剧。由是观之,变革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理念先行。

  变革的一次次受阻和失败,让人们对“改良”的渐进路径慢慢失去耐心,激进的“革命”思想和行动登上舞台。辛亥年,孙中山等人携“民主、民权、民生”三面大旗,一举推翻清廷,废除帝制。但历史并未到此画上句点,辛亥革命赶走了儿皇帝,迎来的却是缺乏现代政治理念的野心家袁世凯。权欲日增的他,很是不满师从欧美的现代民主体制对自己的束缚,到最后终于演变成了复辟帝制的闹剧。也许,斯时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明白也不关心“何为革命”和“为何革命”这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自辛亥后,国人的“激进化”渐成风潮,而且这种“激进”开始由政治延伸到文化等其他领域。

  在众多激进思潮中,共产主义因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而魅力大增,自国民党始,中国走上了一条师法苏联的不归路。如果说,孙氏效法苏俄,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乃是基于当时国情、民情和党情,所做的策略选择,毕竟,他仍旧宣称最终目标是实现民主共和;那么,到了共产党这里,苏联模式就成了未来的范本,共产主义则是最终归宿。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喜欢上演以弱胜强的励志剧,少有人能想到长征之后如同落水狗群一般的共产党,会在一场抗日战争后,成功“逆袭”,将不可一世的国民党赶到东南一隅的小岛之上。

  自此,红潮席卷中华大地,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号称“站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东方共产阵营上实力最强的后来者。新政权成立后,在经济上大搞计划经济,发展人民公社,以图逐步消灭私有制,未及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毛泽东已经等不及了,他和他的同僚急切地希望中国经济赶英超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最终酿成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数千万国人被活活饿死;在政治上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阶级斗争理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从肉体或者精神上消灭了一批又一批“敌人”;及至“文革”,终于演变成一场无法无天的“内乱”。政治上的内斗,经济上的大公无私,加之思想市场的损毁,中国这艘巨轮终于开不动了,伟大领袖的去世拉开了告别“奴役之路”的序幕。

  旧的路子走不通,而路又要继续走下去,那就只能开创新路了,改革从来都是危机的伴生物。十年“文革”,官不聊生,连堂堂一国主席都被迫害致死,幸存者开始反思,不能再搞催生个人崇拜的终身制了,为了起码的安全感,必须结束那种“无法无天”状态了。恢复高考,颁布法律,废除终身制,国家机器在政治层面的运转开始正常起来。再看经济,奉行“计划经济”,吃大锅饭,搞平均分配,提倡“大公无私”,实践到最后却成了“一穷二白”;于是,承认人的自利性,保护私有产权,建立一个鼓励平等、自愿交换的市场经济,成为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理念的更新催生了改革,改革的推行则进一步巩固了新的理念,30余年的改革开放,最明显的两个成效即人们法治意识的提升和“私权兴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深入人心。

  今天的中国,某种程度上来讲,同样走到了一个“旧路走不通”的境地。在经济领域,我们至少面临增速放缓、国进民退、分配差距扩大和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等困境,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经济改革恐怕不行。而在社会领域,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的过度市场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信任感缺失,社会道德匮乏等问题,而那些尝试壮大民间力量的努力又屡屡受挫,多重因素造成了今天社会几近溃败的局面。最后,裹足不前的政治改革,同样离民间期待相距甚远,很多时候,执政当局的思维和行事风格仍旧停留在前现代,“讲特权而不讲人权”。

  面对困境,不少有识之士想到了现代政治的结晶——“宪政”,认为,在当前,“行宪就是政改”,抑或建立“宪政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南方周末》献词事件惊醒了不少“宪政梦”中人,原来,即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力在于落实”,公权机构中不少人和部门仍旧不认为“宪政梦”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对于他们来说,“宪政”仍旧是一个敏感词。于是,那些从“宪政梦”中醒来的人开始追问,如果“宪政”都不能成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在通往普世文明的路上,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好在,总书记习近平22日在中纪委会上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而“用制度来限制权力”,正是“宪政”的语言。

  一百多年以前,德国诗人海涅(Heine)曾警告法国人,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一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但我们想说,同样,一个好的理念也可能会成就一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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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7日, 10:1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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