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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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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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   
岳庆平  

  
  2012年11月14日党的十八大闭幕至今30多天,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34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63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统治至今101年,1840年鸦片战争启 动中国社会转型至今172年。面对党的十八大发出的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和新的动员令,面对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形势,面对启动近200年的中国社会转型,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改革潮流,我们能否大力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能否有效凝聚力量,切实攻坚克难?能否真正实事求是,坚持求真务实?能否顺应世界潮流,保持与时俱进?能否抓住战略机遇,确实大有作为?能否代表人民利益,实现民族复兴?能否具有远见卓识,科学运筹帷幄?能否勇担历史重任,不计个人毁誉?已经越来越聚焦到我们能否以更大魄力、更强决心、更多智慧和更宽视野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引领、带动、推进和深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上。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国当前唯一出路。
  
  一、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回顾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由愚昧到科学、由封闭到开放、由贫弱到富强的中国社会转型是极其艰难曲折的,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许多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林则徐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艰辛探索中提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李鸿章提出:“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王韬提出:“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举摧毁了当时中国5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这给全国上下以极大震动,某些仁人志士清醒认识到,只实行经济改革开放不行,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小国以立宪而胜,俄国大国以专制而败,又给全国上下以更大震动。前者使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后者使清末预备立宪加快步伐。康有为提出:“现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谭嗣同提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孙中山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还具体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政治路线图。毛泽东同志在表示中国共产党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是民主时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我们现在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同志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学家邹谠先生提出:“中国在20世纪中重建政治社会有两个冲突的做法或构想:一个是重建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统一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占领控制社会与经济的领域;另一个是发展与动员人民的精力、才能与创造力。结果是第一个做法构想压倒第二个,有如救亡压倒了启蒙。”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名之为“历史三峡”,认为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惊涛骇浪的”三峡,大致“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8.18”讲话和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精神。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此基础上,用长达7700多字的篇幅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论述,提出很多真知灼见。如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我很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个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当时上层领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下层民众凝心聚力,人气顺畅,全国上下密切合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有智有勇并卓有成效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同时我很遗憾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放慢,我们错失很多改革机遇。例如,理顺党政关系、人大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府大部门制、肃清封建残余、严厉整顿吏治、严惩权钱交易、官员财产公开、限制干部特权、控制“三公消费”、制约一把手权力、扩大差额选举和直接选举等具体制度如果早些实施,而不是不负责任地“击鼓传花”而使问题积重难返,我们今天绝不至于如此被动和尴尬。当前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再也不能错失改革机遇,再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击鼓传花”而使问题更加积重难返,从而使子孙后代更加被动和尴尬。有人提出,以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留下了陷阱和障碍,造成了更大的麻烦和后遗症。现在看风险很高、难度很大的改革,往往也是价值很高、意义很大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敢动,造成的不利后果比搞这种改革带来的风险还要大。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报告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还强调了三个“更加注重”和七项重要任务。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借鉴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其中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且包括成功的教训和失败的经验。因为改革不论成败都存在两面性,都有经验和教训,都有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正像我们不能仅以成败论人物一样,我们也不能仅以成败论改革。具体而言,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台湾政治体制改革、古希腊梭伦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罗斯福新政以及印度、新加坡、墨西哥、苏联、东欧各国、越南、不丹、缅甸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积极吸取。例如,许多论者将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主要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中也有不少合理因素。而当今俄国民意也比较认同戈尔巴乔夫通过和平转型带给他们的进步,没有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政治体制。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的重要原因,无疑更应包括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落后政治体制和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和停滞。有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所谓“苏联历史上最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以停滞和聚集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面对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有人想到托克维尔在19世纪对20世纪两个伟大民族的预言及阐释:美利坚人将依赖农夫的锄头与一切禁锢斗争,而俄罗斯人将仰仗战士的利剑与整个人类斗争。至今随着诸多历史谜底被相继揭开,有人在敬佩托克维尔睿智的同时,又震慑于历史的强大解构力量:“曾经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梦境的背后,何尝不是扭曲的理性压倒人类价值所导致的残暴与灭绝人性?建筑于人性和自由基础上的包容与宽让就理应被国家的强大与辉煌所取代?”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研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也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所强调的“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民主化和法治化,即高度民主和高度法治,这与中央强调的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与有人强调的实现当前中国最大公约数的优质民主是一致的,与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的政治转型也是一致的。正像有人所说:要想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社会只会更加不公平,更加不稳定。没有民主法治的经济繁荣不可能持续,没有民主法治的大国不可能强盛。政治体制改革的短期目标是制度化和具体化,即首先针对目前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具体制度上尽快取得实质突破。当前应在深入研究、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尽快科学制定两个不同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一是配合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制定一个2013年到202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二是配合建国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制定一个2013年到2049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两个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都应包括非常明确、清晰、具体的长短期目标、分步实施要求和时间表,以便更加注重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辨证统一,以便将局部的阶段性政治体制改革纳入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将加强顶层设计放在局部的阶段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谋划。并有效防止“浮萍式政治体制改革”、“碎片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单兵突进改革和地方试点改革陷入孤岛困境而被大环境熔解,同时将不损害任何人利益并流于四平八稳空洞口号的抽象“审美目标”同损害部分人既得利益并可操作可量化的具体“改革目标”结合起来。第一个方案某些内容的明确、清晰、具体程度,可适当参照清末《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如果说自1840年启动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已近200年,而当今中国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处于浩浩荡荡的民主化改革潮流中,我们还以各种理由不愿或不敢大有作为和民主化改革,不愿或不敢制定包括明确、清晰、具体的长短期目标、分步实施要求和时间表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我们怎能真正对得起历史和未来,怎能真正对得起人民和民族!应尽快成立超越各种利益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或研讨小组,尽快重新成立挂靠中央党校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以便广泛调动和更好整合全党全国智慧和力量深入研究、周密论证和科学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可考虑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还可考虑在一定范围进行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大讨论,或者进行政治实践是检验政治真理标准的思想大讨论,以便更好聚合政治体制各项重要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在解决以下九方面突出问题的具体制度上尽快取得实质突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九方面的实质突破可通过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或在一些地方搞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来扎扎实实率先实现。
  一是党、政府、人大的关系。理顺三者关系至关重要,核心是党的领导如何在政府、人大体现和改善。党的十三大报告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当时也有人提出,党与政府职能分开不是关键,党与人大职能分开才是关键。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加大人大改革的力度,如优化代表结构、扩大直接选举、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立法博弈机制、增设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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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6日, 7:30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