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崑:风论与当代中国历史观

张??:风论与当代中国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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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论 中国 历史观   
张??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 1980年11月,陈云如是说。可是,什么是“党风”?这个词意指的到底是什么?当时的中国,正在重建后毛泽东时代的统治秩序,国家和领袖、党和人民、集体与个人等等所有重大政治关系都在调整之中。在这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党风问题却被提到令人震惊的“党的生死存亡”高度上。这种“风”怎么会关涉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又如何可能成为如此重大的问题的?
  
  “党风”这个词并不是陈云的发明,据黄克诚撰文说,“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同志最先提出了党风这个名词,并对党风问题做过系统的论述”。黄克诚在同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党风指的是党的作风,是共产党员的作风,他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作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时,我请示陈云同志,问他首先要抓什么,他说,要抓党风。党风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2]”。
  
  为了更清晰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借用“历史观(régimes d’historicité)”的方法,“历史观”这个术语主要是由被称为法国年鉴学派现时代表人物的Fran?ois Hartog在分析美国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s对毛利人社会的一项研究的时候提出的。 “ 历史观并非一个切实存在的事物,而是一个启发性的工具[39]”。“它是使得对不同时间经验体系(欧洲的和非欧洲的)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的数种方式之一[40]”。历史观可以看作是一组涉及身处其中的人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念。这些观念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意义和行为方式。每一种文化的历史观体系都不尽相同,都包含他们自己的对时间的经验。
  
  I—毛主义的历史形成:气论和风论的由来
  
  美国汉学家施拉姆(Stuart Reynolds Schram 1924~2012)注意到了1938年10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性论述:“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施拉姆的英文著作中,他把这句话中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翻译成“ Chinese style and manner[3] ”;与此类似,在中国官方法语版的毛选中的翻译是: ? (Pour faire place) à un air et à un style chinois[4] ?。由于这种翻译的原因,“风”和“气”这两个有着特定历史和内涵的词汇在西方读者的眼中就此消失不见了。
  
  也是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这并非空话,说“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总结和承继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是符合事实毫不为过的。
  
  1. “气”:解释儒释道的统一理论
  
  “气这个词的原初由来依然神秘,在商周的文字中无法确切识别出、也没有任何字形匹配于当前涵义。今天使用的字(?猓┧坪跸笳髯耪?谥笞诺拿咨险籼诘钠?濉U?裨谄渌?拿髦校??饕?逑衷谏??宓纳??幌⒅?校?谥泄?氖右袄铮??纳?稍俗?哂兴?亟谧啵汉粲胛??诟?蟮某叨戎性蛱逑治?荷?哪?塾胨赖南??6]”
  
  “气”形成特定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约前369~前286)称“阴阳,气之大者也[7]”。此后,经战国末年齐国人邹衍(约前305~前240)结合阴阳和五行两大学说,创立“阴阳五行说”。“气”就又随着“阴阳”一同进入了这个新的学说。到了汉代,阴阳五行学已经流行起来,且为各家所吸收:
  
  阴阳术数之学与《春秋》相结合而形成了“春秋阴阳说”,与《书》相结合而形成了“洪范五行说”,与《礼》相结合而形成了“明堂阴阳说”,与《诗》相结合而形成了“四始五际说”。由此看来,孟喜、京房所提出的“卦气说”,实质上就是阴阳术数之学与《易》相结合的产物[8]。
  
  这样,随着阴阳五行学说,“气”的概念也就由此被各家各派所广泛接受,涵义也越来越丰富。在这个时代的著作《淮南子》中,道家开始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改造他们关于“天”的观念[9],同时,“气”被融入了创世传说,成为最初的物质[10]:
  
  天??未形,??翼翼,洞洞????试惶?选5朗检短??,??生宇宙,宇宙生?狻?庥醒嫩螅?尻?者薄靡而?樘欤??嵴吣???榈亍
  
  ( 淮南子 天文训 )
  
  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气”的概念依然在不断的演化,内涵日益丰富。只是这种演化最终形成我们称之为“气论”的一套完整的学说,是由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来完成的。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以《物之理:王夫之的哲学[11]》一书对王夫之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解释了王夫之如何用“气”的概念就儒、释、道三家学说的不同观点逐一地或驳斥、或调和,最终创立了他的试图解释一切的新学说“气论”。引人注目的是,谢和耐在他的著作中充分注意到了王夫之推演“气论”的历史背景,他不惜用超过四页的篇幅援引麦穆伦(Ian McMorran ) 的一段对王夫之生平颇为细致的描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1619年10月7日出生于中国西南省份湖南衡阳一个书香门第的王夫之,在25岁的时候目睹了其家族所忠诚于的明朝廷的灭亡、以及蛮族(满族)的入侵并最终占领中国地区、确立清朝廷的统治。一向以文化传承深远博大自居的中原人从此被“蛮族”所统治的事实极大地刺激了王夫之。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抵抗运动及无法挽回的失败之后,他退隐山林,潜心著书立说,试图在理论上找出失败的原因和复兴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生的“气论”,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套可以同时解释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新学说,另一方面,它也提出了一套足以抵御外来入侵民族的学说。后者使得“气”有了地域之分。
  
  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未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 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12]。
  
  无论在王夫之之前之后,我们都不能简单的说气就是中国人的空间的观念,如法兰西学院院士程艾蓝(Anne Cheng)所言:“我们或许可以说空间的观念是不存在的,惟有创造空间并且同时把生命注入空间的气存在[13]”。这样的一种“气”充盈在天地之间,是没有地域之分的。正是在王夫之对抗外族统治的动机促使之下,他发展出了有了地域之分的气的观念。只有“气”的概念先有了这个转变,才可能有“中国气派”和“他国气派”这样的词汇的出现和区分,毛泽东也才可能使用“中国气派”这样的用语。所以,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毛在其中所传承的,确实是自先秦以来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
  
  事实上,毛泽东正是出自湖南的王夫之的同乡。年轻的时候,毛不仅是研究和传播王夫之学说的“船山学社”的会员,甚至还利用船山学社旧址在1921年9月同何叔衡等人共同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2. “风”:对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的本地化
  
  王夫之的气论在清初并没有成为学术主流。他的学说以隐秘的方式在学人中传播。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当清廷在面对西方的冲击中显得束手无策时,他的学说才重新被人发现并从中汲取变革的思想,其中最为决定性的事件,是他的学说为主流学派之一的“今文经学派”所接受。
  
  在“气”的观念的漫长演化过程中,“气”的内涵也变得多样且复杂,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渗透到文学和绘画领域[14],如三世纪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和五世纪谢赫在《古画品缘》中所言的“气韵生动”。随着气论的完善,单一的“气”字愈发不足以表达其丰富的涵义,各种各样的以“气”字所组的词也逐渐出现在汉语言中,如“元气”、“血气”、 “文气”、 “正气”、“邪气”、“风气”等等。章学诚(1738-1801)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论述了“风气”的概念。与古代单字表意不同,到了章学诚使用“风气”的时候,“风气”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词汇了。而“风”字,从《诗经》开始,就带有地方风俗、地方小传统的特色,不入主流文化的大传统。随着气论的回归,小传统的“风”随着“风气”这个词一起回归到主流学术界,等待着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
  
  作为今文经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龚自珍(1792~1841)与章学诚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隐秘的传承关系,至今没有发现什么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倪德卫(David Shepherd Nivison 1923~)认为龚自珍必定通过某种渠道深受章学诚的影响。而我们可以确知的是,在龚自珍著名的《已亥杂诗》中,有一句后世广为流传的诗句,即“但开风气不为师”。
  
  当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写作《中国的思维》(La pensée chinoise)一书时,他试图清理出古代中国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在他的考察中,找到了两个最近似于西方时空观念的词:“时”和“方”。可是他发现汉字中的“时”只是表示一个持续的时间片段、形势或机遇,而“方”表示分割开来的块状区域或是关于方位的理念。葛兰言意识到,时和方,并不是时间和空间本身。时间和空间总是被想象成一群或一组具体且不同的地点或机遇的集合[15]。这种“时”和“方”的传统时空观念此时正在随着“风”和“气”的回归面临着彻底改变。
  
  在今文经学派内部,线性时间观念的产生却不是首先由“风”承载的,而是来自对《春秋公羊传》的“现代解读”。清代考据学盛行,几乎所有的经典都被重新翻出来考证。《春秋公羊传》也不例外。龚自珍的老师刘逢禄(1776~1829)在对公羊学的研究中提出了“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的观点,即是说《春秋》所记录的历史有三个阶段。紧接着,龚自珍进一步发挥,与另一个古代典籍《礼记·礼运》结合,提出“通古今可以为三世”,力图用此三个阶段超越《春秋》所记录的历史,去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直到此时,这三个阶段究竟孰先孰后,或是交替往复,还没有被明确的论述。数十年后,今文经学的一位继承人,同时也是变法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为了给变法学说提供理论依据,在廖平和西方传入的进化论的启发下,利用了《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结合前述公羊三世论,总结出人类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前进的直线型的“张三世”历史观。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摆脱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循环往复的历史观。
  
  十九世纪末,清朝廷在中日甲午之战中战败,向来以中央大国人自居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变法图强运动兴起。康有为的“张三世”历史观迅速成为变法的理论根据而得到广泛传播和接纳。1898年的“百日维新”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融合了小康、大同思想的张三世的历史观却已经深入人心,为其后中国人进一步消化和接收西方思潮做了精神上的准备。
  
  在此后的接收方式上,正如以气论气化儒、释、道三家学说一样,中国人还是以气化的方式去接收西方思潮的。时至清末民初,龚自珍的名句“但开风气不为师”在知识阶层中已经变得极为流行,俨然成为知识人竞相模仿和自我标榜的座右铭。以这样一种方式所接收到的西方思潮,都脱离了其本来面目,而成为一种无以定型的“风气”。最极端的例子,连自由概念进入中国,都随即被风气化,而成为无法精确界定涵义的“自由之风气”。
  
  在这种气化风潮之下,毛泽东抗战时期(1937~1945)在延安以风气之论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符合潮流毫无稀奇,甚至可能是连他自己也没有充分觉察出来的习惯行为。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前文所说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正是在中国实际历史传统文化中接收外来思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气派”即以气论的思想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的“气”和别国的“气”有所不同,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派必然也不同于别国,可以有一套和其本来不同的解释。那么,“中国作风”又是什么呢?由于“风”并不像“气”那样具有着一整套学说体系,要想具有“中国作风”,就需要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
  
  在毛泽东1940年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16]》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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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7日, 11:15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