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启蒙绝对没有完成,但这并不表示不能对它进行批判和反思。
  儒学可以对启蒙思想进行修正
  文 |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启蒙思想是现代文明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理性、公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跟启蒙有关系。但是,人类现在碰到了几个新的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保的挑战,还有女性主义、男女平权运动、社群伦理运动、文化多样性运动、宗教多元运动的挑战,启蒙思想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所以对启蒙也需要反思。
  
  首先要反思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或者叫工具理性,要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启蒙突出了自由,但是对正义照顾得不够。法国大革命有三大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博爱的观念后来没有突出。最后,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不够,我们应该探讨人心和天道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启蒙绝对没有完成,但这并不表示不能对它进行批判和反思。我们既要尽量发挥启蒙精神,又要超越启蒙的视野。儒学可以对启蒙思想进行修正,但前提是儒学本身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转化的前提是要向西方学习。
  
  儒家有三个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一是超越而外在的宗教;二是崇尚理性的哲学;三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实践,包括市场经济。但我们不是要放弃一切向人家学习,而是要与西方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对话。经过对话,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突出儒家的宗教性,不能只讲道德,不讲制度和治理方案,不能只讲人性本善,还要看到人性的阴暗面。宪政民主很难学,但一定要学。有了法治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会形成有道德的社会,在法治的基础上要讲德治,但没有法治讲德治一定有问题,如果没有法治,德治一定是人治,一定堕落。
  
  “五四”那一代人整体上采用的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学习策略,为了鼓励大家向西方学习,就鼓吹我们百事不如人。鲁迅就是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来定义何为儒家。儒家是什么呢?就是阿Q、祥林嫂。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相比是不行的,要发掘中华传统中精华的精华,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之间进行对话。
  
  我现在要开展的一个项目是中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从我们的核心价值来看,西方非常注重理性,这是对的,我们也要突出理性,但是同情是不是也非常重要?慈悲是不是很重要?和谐是不是很重要?西方讲法治、权力,那还有礼貌、责任、义务的问题呢?普世价值我们必须要有,假如我们用一套包装起来的语言说我们不需要人权,主权比人权更重要,那绝对是荒谬的。但假如认为有了人权,我们就已经比较现代了,那就很糟糕了。为什么?因为在人权论中,我是亿万富豪,你无家可归,你尊重我的人权,我尊重你的人权,但我们中间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不帮你任何忙。
  
  有人认为,儒家应该为中国近代面对西方挑战遭致的失败负责任。的确,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家的影响太全面了,儒家思想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DNA,以前我们对自己的DNA的认识都是负面的。比如,儒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是主张等级制度、权威制度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所以它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亚洲四小龙”非常认同儒家文化,又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突出,而且台湾已经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反而是在中国大陆,对儒家的反感最强,儒家的好处没有发挥出来,它的阴暗面反而影响力非常大。比如说走后门的问题、贪污腐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政治文化很多都跟儒家有关系,儒家不能辞其罪,但是,这个关系是不是必然如此?这值得我们反思。如果你说儒家就是小农经济的,只有小农经济的社会才能够推行儒家,只有大家庭才能推行儒家,儒家阻碍民主,那就错了。
  
  儒家是一个活的传统,儒家是没有教条的,一方面包容性很强,一方面它的自我批判能力也很强。“五四”知识精英是批判儒学最严厉的人,但他们都是儒家文化中最好的传统的受益者,胡适、陈独秀、鲁迅,都是吃着儒家的奶水长大的,他们的道德情操都跟儒家有关系。
  
  儒家文明是个学习文明,《论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学”。因为提倡学习,第一期的儒学,从曲阜到中原,吸收了中国内部很多其它思想的优点;第二期的儒学吸收了佛教的优点;第三期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优点。儒家的特点,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包容,它一直在对话中发展。所以,在儒家的文化圈里面有“三教合一”说,有一种关于天下的宏观视野,有天地一体的情怀。
  
  儒学经过历代创新,并非没有发展出权力制衡思想,只是它跟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博士叫咸载凤,韩国人,他的博士论文是《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他认为,宪法就是一个调控系统,儒家的“礼”就是个最完备的调控系统。以前黑格尔说中国人只有皇帝一个人自由,他说,中国最不自由的人就是皇帝,因为他一切言行都要受礼的控制,包括他的性生活都是在大家关照之下,只有皇帝没有私事、私心。这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所以西方出了英主,也出了暴君,中国大半皇帝都是比较正常的,或者循规蹈矩的。三权分立思想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中国未来发展出来的民主政治,应该和儒家礼的传统密切配合。
  
  熊彼特给民主规定了两个量化条件:一是定期投票,二是多党制。现代民主不可能没有透明度,没有竞选。另外,民主还有一个侧面叫公共理性,有公共理性才能发展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中国传统中最了不起的价值就是强调公论,皇帝常常将最重要的问题拿到社会上一起讨论,汉代的《盐铁论》是公论,唐代关于儒家、道家、佛教的优劣的讨论也是公开的。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制是不行的,没有一个机制让大家表达意见,那你能算民主吗?不可能。现在糟糕的是,只有在网上的炒作,这不是公论,公论是负责任的讨论,需要有知识背景的或了解情况的人参与,然后根据各种不同的观点,再做出一些结论,政府必须将这些结论列入政策。
  
  “权力优先于善”是现代西方政治最重要的理念。一般来说,在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在政治领域里不能谈价值的问题,但现在来看,这太不现实了,现在宗教问题不进入美国政治领域讨论是不可能的。政治不是个独立领域,不可能把宗教、道德驱除出政治,你必须要面对价值的问题。
  
  儒家政治具有深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贤人政治是儒家基本的精神。贤人政治强调的是,越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越应该对社会负责任。儒家的道德说教都是面对精英的,它要培养出一批关切政治、注重文化,对宗教、对价值敏感,能够参与社会建设的“士君子”。“士君子”在现代社会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和各种场合提出对政治和社会重建的批评或改进意见,这是真正的协商政治。
  
  儒家一定是入世的,儒家能够存活下去的根本就是它的抗议精神,它永远在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使社会越来越好。我们以前把儒家和专制的关系放大了,实际上儒家的抗议精神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有人说,董仲舒设计了一套神学来为汉代的皇帝服务。荒唐!他设计的那一套理论,用今天话讲,如果有天灾人祸,政府就要负责任,宰相就要辞职,皇帝要下诏罪己,因为你触犯了天怒,你要仔细看看你政治上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所以抗议精神太重要了,没有抗议精神就没有儒家。儒家在明代出现了三个观念:一个是官、一个是公、一个是私,潜台词是,官已经不能代表公,朝廷变成了私欲集团,所以知识分子要以天下的公论来批评朝廷,要以德抗位,也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道德也罢,哲学也罢,神学也罢的高度批评现实政治,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就完了,那就不叫儒家了。
  
  儒家有三个层面:道、学、政。道就是基础理论,学就是学术传统,政就是经济,这三个必须配合。蒋庆有个盲点,他认为应该讲政治儒学,不要讲心性儒学,他对儒家整体上的人文精神重视得不够。
  
  
  本文摘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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