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为恶骂者感到可怜
  

  关于杨继绳的段子,多与书有关。
  
  一次去复印店,小老板正埋头盗印他的书,当得知面前的老头儿就是杨继绳时,吓了一跳,杨继绳抚慰道:有人看就好。算是表达歉意吧,按成本价,小老板又给他复印了10本。
  
  自己的书被盗版,杨继绳有时也会买来签名送人,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原版。对此,出版商利益受损,抱怨杨继绳没管。杨继绳更委屈:“这种事,我怎么管啊?”
  
  杨继绳的书能畅销,并不是因为它们轻松、有趣,相反,在他笔下,有种沉重得透不过气来的压抑。然而,每次再版,都是洛阳纸贵。足证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中,我们仍需要一份良知与真诚,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可欺,其实,每个沉默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声,面对历史,我们终将投出庄严的一票。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所有的伤痕与苦难,寂灭与坚持,都将被牢记,都将被刻进永恒。
  
  杨继绳的书,满纸沧桑,但从那里却能读懂未来。
  
  今天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蛋糕做大了,成本支付少的群体却得到了蛋糕最甜美的部分,而不是成本支付最多的群体。
  
  十年搞懂四个字
  
  北京晨报:您做了35年记者,这35年是怎么过来的?
  
  杨继绳:大概分三个阶段,前10年还在“文革”期间,那时是跟着跑,90%以上是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只有少数独立调查的东西还能留下来,这10年只学了四个字,即“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大家都认识,可真正搞懂,我却花了10年青春。第二个10多年,很多是独立调查的东西,自己出选题,自己完成,现在看大多能留下来,当然,应景的东西也得搞,不搞也不行。最后十年左右,我一律不说假话,连应景的话也不说。说真话有没有风险?当然有。我在讲课时对学生说:“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一无所求,就是不求别人赐给一顶乌纱帽,二无所惧,就是自己行为检点一点,不留小辫子给人抓。
  
  北京晨报:作为一名记者,也是“文革”的见证人,当时感受如何,不觉得荒唐吗?
  
  杨继绳:当时许多人都是积极参与的。老百姓的初衷是反特权,老百姓对特权非常反感,有一些基层干部也有欺负、压迫老百姓的行为。这么多人投入“文革”,是有社会基础的,不是一个号召就能起来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很多官员受到迫害,这是事实,但文革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对于那段历史,很多人写成了官员的受害史,对百姓受害的揭露不够,这当然是很片面的。
  
  北京晨报:您那时就意识到这些吗?
  
  杨继绳:那时可没反省过来,只感到有一点问题,比如江青到天津视察,我作为记者陪同,对她的一些做派、言辞很反感,觉得像泼妇一样,也就到这个层面了。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北京晨报:有一些网站说您是“西奴”,甚至声称要绞死您,您怎么看?
  
  杨继绳:听说过这件事,但没看到这个网站,对骂人的东西我从来是不理睬的。鲁迅先生说过,恐吓与谩骂绝不是战斗。骂人是骂人者丧失人格的表现,我只是为他们的人格感到可怜。他们没有讲道理的能力,就像小孩子一样,刚学会写字,只能在墙上写“XX是大王八”之类。他只有这个水平呀,能怪小孩吗?
  
  北京晨报:这些谩骂者有的还是学者,他们发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是否有点奇怪?
  
  杨继绳:学者出现文化自贱的情况也不奇怪,他们只是少数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骂人,是因为有不满情绪。不否认,今天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蛋糕做大了,成本支付少的群体却得到了蛋糕最甜美的部分,而不是成本支付最多的群体。有些人赞美过去,但肯定不会回到过去。我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曾写过:“人们忘却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抽象成了一个社会公正的符号,并用这个符号来批评现在。”年轻人并不了解过去,他们只把过去当作一个符号。作为学者,如果他本身真的有那种看法,我尊重他们的表达;如果是因为利益所在,想用自己的“骂声”换点什么,那就很可悲,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是为历代所不齿的。
  
  我写的是历史
  
  北京晨报:您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再版,作为记者,当初您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呢?
  
  杨继绳:我不是社会学家,是记者,退休前是新闻记者,退休后是“旧闻记者”。社会学家做阶层分析要花很多钱,搞很多测试,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做社会学的观察。他们做的社会阶层分析成果是指一个时间截面的阶层状态。我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资源,只能根据各种权威资料和专家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我这本书不仅是讲一个时间截面的状态,而是讲改革前后的变化。1997年,我的《邓小平时代》写完了,我就开始写这本书。《邓小平时代》是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本书是写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群体在改革前后社会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怎样发生这些变化的。所以,这本书与其说是社会学著作,不如说是历史学著作。
  
  北京晨报:有趣的是,梁晓声同名的书近期也再版了。
  
  杨继绳:梁晓声先生很有才华。他阶层分析以讲故事为主,描述了不同人群的状态,很好看,我的这本更偏重分析。两本书同时再版应该是一种巧合,人们对社会群体分析一直比较关注,并不仅仅是今年。
  
  北京晨报:抚今追昔也许是今年的公共情绪之一,读了这些书,读者也许会想,如果当初如何,是不是会避免后来的一些问题呢?
  
  杨继绳:当然,是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是,也不能用现状来要求前人。人是有局限性的,会受时代、信息和知识的制约,当时的决策认为合理、阻力最小,但实行结果与当时设想的不完全一样,出现了一些没想到的问题,这很正常,不能用今天的状态来批评历史。
  
  做一个好公民最重要
  
  北京晨报:这本书写于10多年前,重新阅读,是否会过时?
  
  杨继绳:书中所写的问题,依然值得思考。今天我们关注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主要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和谐,不是原子态的人之间的和谐,这就要着力去解决各群体之间的矛盾,解决得好,就会化解危机,解决不好,就会加剧危机。如何防止矛盾的激化,就要主动自觉地去改革,建立“制约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我猜想,中国有许多明白人,都会支持改革的,这也包括既得利益群体中的人,他们会主动放弃一部分利益,通过让步,达成共识,实现共同理想,这是付出成本最少的途径。
  
  北京晨报:可是谁来负这个责呢?
  
  杨继绳:有权力就有责任,责任与权力是硬币的两面,连在一起,掌握权力而不负责,就是历史的罪人,我想,在今天不会有谁愚蠢到不负责任的。
  
  北京晨报: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他们应该怎么选择?
  
  杨继绳: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去做一个好公民,公民与臣民是相对的,臣民即权力至上,服从、依赖和顺从,而公民则关心社会,主动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每个人都是公民,那么就不可能长出专制的毒瘤。但培养公民意识并不容易,因为整体氛围存有弊端,打开电视,有那么多鼓吹皇权、美化皇权的电视剧,培养的是“吾皇万岁”、“臣该万死”的意识。此外是一些低俗化的节目,比如有的电视节目提倡“忽悠”,还传授“忽悠”的技术,这是很危险的。低俗化的文艺不能培养出公民,只能培养出“愚民”和“臣民”。
  
  【注】: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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