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松;参加赵紫阳遗体送别仪式追记

  

作者:郭国松

 

2005年1月29日上午,赵紫阳的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当时,我正在北京,很想亲自送别赵公,不仅为了见证这个中共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刻,更是要表达个人的一点朴素感情。

 

我四处找朋友打探参加告别仪式的途径,没有任何结果,而次日就是遗体告别仪式了。焦急之下,有陌生电话给我发来一个短信,告诉赵的治丧小组办公地址和电话(设在一家宾馆,名字我忘了),说那里可以提供参加告别仪式的证件。电话很容易打通了,我说明了要求后,一位男士很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无法提供证件。”他问我是如何知道这个电话的,我据实相告,他说:“你还是找给你发短信的人吧,很抱歉。”

 

我很失望。显然,如此敏感的事情,通过公事公办的方式是不可能得到参加告别仪式的证件的。而实际上,所谓的治丧小组也不是官方的,但肯定被官方严密控制,那段时间,当局及其紧张,遗体告别仪式当天无疑是最关键的时刻。

 

晚上,跟几个好朋友吃饭,我又说到这件事,对不能参加告别仪式很遗憾。席间,有个朋友起身离开,说去想想办法。一个多小时后,他又回来了,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印着黑字“赵紫阳同志治丧工作小组”,里面有一大一小两张白色的硬纸卡,小纸卡上印着“讣告”(背后有编号):

 

赵紫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1月17日上午7时01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定于1月29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赵紫阳同志遗体告别。

赵紫阳同志治丧工作小组

2005年1月27日

联系电话:83083808、83083722

 

另一张稍大的是一个印有黑框的“车证”,凹凸字体,下面印有05.01以及编号(这里隐去号码)。这两张硬纸卡,看起来很平常,其实也是煞费苦心——不是以官方名义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也无法集体组织,但又不是谁都可以来参加,这就必须事前做好证件,且要发给个人,证上又不能盖章,所以,两张简洁的硬纸卡印刷很讲究,包括供停车使用的“车证”,都是为了便于警方识别。朋友告诉我,“讣告”和“车证”上的编号与参加者的身份等都有详细登记,出了问题马上可以追查。

1月29日早上7时,我急急忙忙地赶到地铁站(朋友事前告诉我,不要让别人开车送你,也不要跟其他人一起去,尽量不张扬),半个多小时后到达地铁八宝山出口。上到地面,只见一群一群的警察站在那里,这是我早已料到的。一月的北京清晨,零下十度左右,很冷,冷风和逼人的寒气扑面而来,我把头往羽绒服里缩了又缩,从出站口往回走。

离出站口不远,就是往八宝山去的路。这条曾经有无数的要人灵魂走过的路并不宽,两边的房子等设施也不是很整齐,到处是积雪,一如典型的城市郊区。此时,这里非同寻常,在路口还没有那么多警察,但越往里走警察越多。我从未来过八宝山,也不知道赵的告别仪式在哪个礼堂,只是一个人快步往里走,好在警察就是最好的“向导”。走了约有一里多路,在一个大门口,里外全是警察,不用说,这里就是告别仪式的现场。

我拿出那个信封递过去,一个警察接过来看了看,又给另外的警察看,将印有“讣告”和“车证”的硬纸卡反复看了几遍,还给我,也没有要求查看身份证或者工作证件之类的东西,便示意我可以进去。

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八宝山公墓第一礼堂。虽然我来得很早,八点钟不到,但院子里已经很多人,其中,至少有一半是警察,都穿着黑色的像警察平常穿的大衣,没有任何警察标志,也没有人穿警服,胸前都挂着“工作人员”的牌子。

时间未到,也不准进入礼堂,我在院子里站着,脚和耳朵冻得受不了,一边捂着耳朵,一边不停地跺脚。好在我有备而来,那件名牌羽绒服足以抵御零下十度的严寒——我想,当年采访朔州假酒事件时,要是有这件羽绒服,那该少受多少苦!

人越来越多,各种轿车停满了院子。我看见有很多人站在礼堂门口,过去一看,原来在进门的右侧,有几个桌子,上面有签名册,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留了个名字。时间接近9点,礼堂门口已经自觉地排起了长队,这时,有工作人员过来,招呼大家排成4个纵队。我留心观察,发现来参加仪式的有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有不少还有人陪同和搀扶,从他们说话的内容中可以判断出是军方人士。

9点整,告别仪式开始。在进入礼堂时,我发现在右侧门外,有一个距地面约一米高的摄像机,以仰角的形式拍摄进入礼堂的人,我故意用手遮住面部。在工作人员指挥下,4个纵队一次进去三排,然后第一排上前,有工作人员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完毕后从遗体右侧缓缓走过,瞻仰遗容,后排再上前。

礼堂的面积并不大,不过300平方米左右,正前方挂着“赵紫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横幅,中间是赵紫阳的一张身着浅灰色长袖休闲服的半身照片,手叉着腰,满脸笑容;遗体摆放在正中间,头北脚南;礼堂四周放着花圈,家属站在左侧,里面也有很多挂着“工作人员”的警察和安全部门人员。

轮到我们这一排上前鞠躬时,又一个摄像机放在右前方,这时候要对遗体三鞠躬,挡住脸显然是不合适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既然来了,就是要见证这段历史的,让它拍下来,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鞠躬完毕,从右侧走过时,我才第一次近前看清赵的遗容,与我们过去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赵紫阳似乎没有大的区别,只是很清瘦,头发白如葱丝。他在世的时候,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16年前的那天,他用浓重的河南口音,留下了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几句话:“同学们,我们来晚了!”“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他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是,无数的中国人依然记着这位可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开明政治家,依然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

我在瞻仰赵的遗容的同时,看到右侧以个人名义送的花圈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乔石(其他的被挡住了,没有看见),但没有在任的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在遗像下方,是国家机关送的花圈,包括中央办公厅(但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等单位,以及他曾经工作过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家乡河南省滑县县委。

赵紫阳的夫人梁伯琪女士带着儿孙站在左侧,我们上前一一握手,然后从侧门离开,整个遗体告别仪式不过几分钟。出了侧门,一位中年女士背着挎包,递给每个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来宾一个信封。到了地铁上,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折叠的类似贺卡的印刷品,封面是赵紫阳的照片和他的手书“赵紫阳”三个字,与刚才在礼堂里看到的遗像一模一样;打开后是一张用住宅照片做的衬底图片,有“富强胡同6号”的字样,显然是赵生前位于灯市口的住所;中间有两行字:“谢谢大家.梁伯琪携全体子女及孙辈。”

……

我木然地坐在地铁里,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轰鸣声。16年前天安门广场的那个镜头,八宝山礼堂中清瘦的遗容,历史的画面定格在我无边的思绪中,与飞驰的列车穿行在没有尽头的隧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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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1日, 1:00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