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攝影 林怡廷

35 年來,中國就像一台高速運轉的機器,疾駛向前。

1978 年改革開放,一連串政策啟動,讓文化大革命後經濟瀕臨崩潰的中國,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以10% 的速度躍進,GDP 增長140 倍,人均收入從270 美元到6105 美元。2010 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僅次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改革開放的關鍵是發展經濟」,1992 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以「發展才是硬道理」為改革開放定調。然而他沒說的,或者也無暇顧及的是,硬道理的背後,是有硬代價要付。

代價是什麼?代價是污染;是對民眾健康的殘害;是制度性的極度不公平;是權力者的失心瘋等一系列惡性循環的「國病」。

地圖上,中國山河壯麗,走近却已滿目瘡痍。

獨立環保組織「綠色和平」2006 年發表報告指,大量未經排放的工業廢水已令中國約3成淡水不能飲用,1/4 人口的飲用水未達安全標準,更有9000 多萬人喝的是不安全的污水。

生命之泉遭污,令人觸目驚心的「癌症村」頻頻出現。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2009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大陸至少有247 個癌症村,多半分佈在污染嚴重的礦場周圍和河流沿岸。全國31 個省份僅4 個倖免,而河南以39 村居首。記者走訪的山西臨汾市下康村,2003 年爆發癌症、腦中風及不知名怪病,便與村周邊的煉鋼廠及造紙廠排放的廢水污染了地下水有關。

而中國近2 億的農民工,更在用生命為發展埋單。

2010 年,一份勞工NGO 報告指,2001 年以來,塵肺病、職業性中毒成為最嚴重的兩種職業病。中國專為患塵肺的農民工提供援助服務的NGO 組織「大愛清塵」估計,中國至少有600 萬塵肺病農民工,但多數患者直到離世都對自己的病情毫不知情,遑論求償。

工傷、職業病、因惡劣工作條件、壓力導致的精神疾病……為中國製造財富的農民工,除了奉獻低廉勞力,並沒有分享到發展的成果。他們反而屈身在城市的暗處,多數求助無門,隱沒在發展的陰影之下。

然而最難以逼視的,是經濟發展下官官相護的貪婪之病。

上世紀90 年代爆發的河南愛滋村,背景正是中國地方政府大舉發展血漿經濟。通過20 到200 塊錢不等的利誘再輔以「獻血光榮」的宣傳口號,政府廣召貧窮的農民有償獻血。數據顯示,不當的血清管理,令高達80% 的獻血者感染愛滋病,而隨着不健康的血漿,流入各個醫院,更釀下難以估量的血禍。

「中國人掙錢很瘋狂,血站的人明知血源不合格,卻照賣不誤。這個省出事了就把血站收了,機器賣到另外一個省,繼續賺。」鄭州愛滋病患家長孫亞說。他的孩子因接受唇顎裂手術而感染愛滋,孫亞四度上訴均遭失敗。為了維權,孫亞與許多受害者不斷上訪,投入組織愛滋病友的工作,卻不斷受到監聽、騷擾。

血肉之軀被狂熱的造錢機器損傷、繼而再被冷酷的國家機器反咬一口的不只是孫亞。2008 年三鹿毒奶粉引爆全國性的結石寶寶事件。因不滿政府敷衍了事,一位主動追查真相的受害家長相慶玉,卻深受「有關部門」的滋擾。但陣痛中,他也開始轉變:「我曾經是個憤青,毒奶粉的事讓我徹底清醒,看到自己過去維護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麻木在沉醉於追求金權的人群中蔓延,而病了的人,因受害反而開始自覺。

「胡錦濤是公民、習近平是公民、我也是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應該保障我的生存權。」這句話出自於到深圳打工的四川農民甘立德而極為動人。他因為五級工傷曾一度想自殺,卻受到深圳當地NGO 的協助而振作,並進一步開始有了人權意識,但依循法律途徑和廠商求償,反而對他不利,凸顯了當下大陸勞工法律的不盡完善。

同樣因為工傷,而從工人蛻變成維權者,主持廣東佛山「打工族之家」的何曉波,透過法律諮詢和主動探訪,協助更多工殤者及職業病人,「重點是要為人們植入抗爭意識,有不合理要爭取,不要害怕。」

遠看,中國是巨人,近看,中國是病人。我們唯一能寄望的是絕處逢生的草根,為生命抗爭不息。

在受傷前,有個甘肅的男孩子對王賢花不錯。她受傷後,有個年紀輕的富士康男孩常來探望,「但我知道自己有病,未來也無法幹活,不能再接受男生了。」她知道自己的無憂和美麗
已回不去,「醫生說我能換個心,病就會好。」

在深圳生產高清電視機頂盒的翰碩寬頻有限公司當女工,2011年11月因工傷,弄斷了右手神經,和公司要求“賠償未果,遭到辱罵及暴力,再加上憂心未來,2012年診斷出精神分裂,住進重症病房。

幾年前,王賢花從陝西安康的農村來到深圳龍華打工的時候,沒有想過自己的青春可能永遠留在二八年華。

在成為流水線上一顆生產高清電視機頂盒的小螺絲釘前,今年 29歲的王賢花開過捲樣機、也曾操控起重機蓋高樓,動作十分利索。和其他 2000多個工人一樣,她住在每個月 60塊錢的宿舍,規律地在工廠上下班,偶爾去附近熱鬧的夜市逛逛,朋友都知道她待人大方。

2011年 11月,她在車間不小心受傷,弄斷了右手肘的神經,公司數次延誤治療、積欠工資,每次和人事主管交涉,總換來惡毒的謾罵。近一年下來,那道十公分的疤,像隻蜈蚣鑽進了心。她開始胸悶、頭痛、不吃不喝,跳樓、自殘、哭喊成了常態,從 100斤瘦成 80斤,聽到人事主管的聲音,身體會不由自主戰慄起來。醫生診斷是精神分裂。

姑姑照顧不了她,而大她 15歲,早已嫁到河北農村的姐姐,2012年 5月聽到消息後趕緊辭掉在湖南工廠裏的工作,到深圳照顧妹妹。這段時間,姐姐日夜守在宿舍,看着妹妹不吃不睡並逐漸喪失行為能力,更哭她打她老懷疑她幫着公司,也日益心力交瘁。

採訪前兩日,王賢花為了討工資咬破身上的衣服哭倒在地,把頭撞得瘀青像個小包子大,還被公司的司機用大鎖抽了大腿。姐姐背着已無行走能力的妹妹到處求醫,終於住進龍華的康寧醫院急診室。但醫院勉強收留了姐妹一晚,便要她們出院。

採訪後數日,妹妹趁着姐姐外出上訪時,獨自一人在宿舍燒了自己的衣服。在昏迷中,她被送進最不願意進去的精神重症病房,從此和外界隔絕。姐姐擔心地到處求助,「那裏有人 24小時看着她,只要一發作,就會狠狠打她。」

王賢花和廠方交涉時,因情緒激動而咬爛自己的衣服,並將頭撞地,留下大片瘀青。

姐姐抱着失去行動力的王賢花離開不願收留她的醫院

廠方讓同宿舍的其他女工搬離,目前只有王賢花姐妹獨居

雯雯 兒童 愛滋寶寶

12 歲的雯雯沒有太多朋友,除了一些愛滋病友和志願者偶爾會來找她,平日她都跟爺爺奶奶在一起。這隻3 個月的小貓是她和鄰居要來的,老黏着她,是她最親近的玩伴。

母嬰傳播使雯雯成了愛滋寶寶,7歲正式發病開始服藥。雯雯的母親是 90年代中期河南血漿經濟的典型受害者,“一次性獻血就染病,50塊錢付出的巨大代價。

安燕冰走的時候 25歲。她是在 17歲念高中那時,河南搞血漿經濟正熱,學校教官要大家去獻血那陣染上愛滋的。直到 23歲一場好不了的感冒,才知道自己早得了愛滋,而那時她已經結婚,有一個 4歲半的孩子。

這孩子就是雯雯。和許多中國孩子一樣,雯雯是龍年出生的千禧寶寶,但一生沒這麼吉祥如意。當時家人送雯雯去檢驗證實,她是 30%母嬰傳染機率的 HIV帶原寶寶(俗稱愛滋寶寶)。雯雯的父親在妻子死後,就決定徹底拋下過去。他將雯雯丟給爺爺奶奶照顧,娶了妻,生下一女,在離家不遠處展開新生活,只有雯雯病發時才願意回來看看。

雯雯和她母親一樣常鬧頭疼,7歲時免疫系統失調的症狀都浮出了,高燒不退,淋巴腺腫大、腰上冒出一圈病毒性皰疹,她的 CD4淋巴球數值低於200(正常值約800-1200),從此開始吃抗病毒的藥。

一天兩次的藥量,讓雯雯總是噁心、想吐。她的臉漸漸浮腫。雯雯對於自己常住院的身體已慢慢釋懷,但還不能舒心的是父親不聞不問,繼母不准她碰同父異母的妹妹,同學不敢跟她玩,「他們怕我傳染。」

「常哭嗎?」她點頭。

「不懂老天為什麼不公平?」她點得更用力。

雖然羞澀,但雯雯是個可人的女孩,喜歡英文和數學,有張美如和李燕琪兩位好友,「因為李燕琪的媽媽是醫生,她媽媽說沒~事!」雯雯的臉龐突然發亮,她神秘而歡欣地說出最後兩個字,語調釋放得特別高亢。

問她長大想做什麼?她字正腔圓地大聲回答,「我想當一名歌唱家!」

雯雯的爺爺奶奶70 多歲了,還在種地幹活

雯雯對母親沒有多大印象,但當問及是否有母親照片時,雯雯飛奔進房間找出一張

雯雯是個藥罐子。有報告指,很多中國兒童已經對第一線愛滋病藥物產生抗藥性,但目前政府資助的治療計劃並不包含第二線藥物

周孔付 塑料廠上粉工人 塵肺病

周孔付的X 光片可看出肺臟嚴重纖維化。由於防護不夠,工廠執行不徹底,塵肺病是中國勞工最普遍的職業病,尤其是在會產生大量粉塵的環境裏工作的珠寶切割工人、礦工等最容易患此病

2010-2011年兩年間陸續在廣東佛山的塑料廠當上粉工人,2012年 4月診斷出塵肺病三期合併肺結核。

周孔付的呼吸聲混濁,人特別乾瘦。打工換來一付矽肺,是當初他和老婆聽了女兒建議,從河南來廣州打工時沒想到的。

他原本在家鄉種地、蓋房子、做些臨時粗活,一天賺 10到 20塊,而在塑料廠上粉一個月有2500,收入高得多。但這不是個輕鬆的活,每天從早上 8點做到晚上 8點,吃飯時也不可以出廠。

鎮日與他為伍的粉塵,是由樹脂和碳酸鈣組成,那令他想起老家作饅頭的麵粉,揉麵團時也是一片雪白迷濛,區別只是那淡淡的麥子香。雖然廠方發了口罩,但廠房太過悶熱而粉塵看來又如此潔白無害,工人們幾乎不曾戴過,廠方繼續讓他們幹活。

2011年 6月,他開始咳嗽,咳出淡藍色的痰,12月住進醫院才知道這輩子「感冒」都再也好不了。周太太辭了在廣東清遠一份薪資 2200元的工作來照顧他。沒有收入的兩口子,只能靠周太太偶爾幫人掃地,一次 50塊的微薄收入,撿礦泉水瓶換錢、撿一點菜吃着過活。

這期間公司一直缺席,直到 2012年 4月,職業病診斷證明是塵肺病三期合併肺結核,公司才願意每月給少得可憐的 500塊生活費,連買藥錢都不夠。周太太每次去吵去哭,經理只叫她「回去掃地」,逼得周太太「有時很恨,想着我死也要砍一刀。」人心的惡魔,常常是被逼出來的。

7月底,周孔付咳到不能走,喘得在地上哭,鄰居怕他死在屋裏希望他搬走,但幾家醫院都拒收,周太太只能去勞動局哭,卻不得要領,最後靠一個律師幫忙,才住進廣州康樂村的職業病防治所,幾個月來不願付工資的廠方,勉強同意支付住院費。

和衛生條件不好的農村老家及工廠宿舍相比,醫院乾淨寬敞,有醫護人員照顧,伙食有飯有肉,比之前每天幾根爛菜裹腹強。「老家髒髒的,沒這兒天堂,」周孔付想在「天堂」等死,唯一還掛心的是死後家人能否拿到該有的賠償。

:康樂村的環境比較好,但周孔付開始擔心家人能否在自己死後
拿到該有的賠償

周太太很後悔,「要飯吃都不會這樣,兒子死了,老公在工廠沒2 年就得病,一個月只掙2500,不值得。」周氏夫婦的小兒子21 歲時因在鞋廠熬膠,中毒身亡。「媽,我擔心我爸」是他臨終前最後一句話

劉慧 農村少女 先天缺陷
劉海軍17歲的二女兒劉慧,從小就腦癱了,這個在中國每千人平均1到2.5個初生兒會得到的疾病,在人口2000多的尚家峪村,卻有十幾個先天缺陷的嬰兒。

從山西呂梁市中心離石區到中陽縣尚家峪村沿途,可見許多紅白相間的煙囪,這個以中陽鋼廠為核心的園區,以產煤、洗煤、焦化、煉鋼的產業鏈串連,24小時不停歇地冒着白煙,是山西經濟的主要產業。

園區附近的尚家峪村,經由媒體揭露,2000多人的村子,有十幾個先天缺陷的嬰兒,記者走訪時,村民張立平的女兒走了,周扣平的兒子也不在了,劉海軍的二女兒劉慧還在家中,今年 17歲。

醫生說劉慧得的是小腦萎縮症。專業名詞劉海軍並不太懂,但只知道二女兒自出生 11天起就高燒不斷,一個月後四肢動作明顯有異。腦癱的孩子骨骼和肌肉發育有問題,劉慧小時候嚴重得連頭都抬不起來,腿也伸不直。劉海軍的小兒子也常會抽風 (痙攣),腦筋不很清楚。三個孩子,兩個有病。

「花了好幾萬塊治,現在家裏生活都顧不上。」劉海軍很無奈,就算村裏都懷疑這麼多先天缺陷的孩子和附近的煉鋼廠有關,但無法證實,也並沒有從官方得到過什麽說法,龐大的醫藥費都得自己負擔。直到去年,劉慧才拿到每月一百多塊的低保。

這事不只困擾着尚家峪村,整個山西有好幾個民間的先天缺陷棄嬰收容所。

太原附近的原平市,陳天文郭改然夫婦24年來,收容過 39個因先天缺陷被丟棄的嬰兒,其中死了21個。呂梁的殘疾人學校,因腦麻痹導致弱智的學生有 160個,佔了幾乎一半,「從中陽來的腦癱孩子的確比較多」一位老師說。

一些研究認為,山西先天缺陷的嬰兒的高比例,是由於農村孕婦少吃蔬菜,缺乏葉酸所致,但在太原市生活的城裏夫婦並沒有更幸運。環保 NGO晉青負責人杜杰有對夫妻朋友,連續打掉兩胎畸形兒,「第一胎是懷孕一兩個月照超音波時發現,第二胎則是懷了 5個月肚子都沒大。」不滿 30歲的他即將新婚,坦言有同樣憂慮。

患有小腦萎縮症的劉慧,完全無法自理,只能長年臥床。她的雙腳原本都伸不直,手術過後才得以伸展,但還是無法站立。劉慧的爸媽,因必須24 小時照顧女兒而不敢外出工作,只能偶爾接些臨時工

呂梁市的殘疾人學校,招收了360 個來自山西各地的殘疾兒,但學校僅能招收有能力自理者,嚴重如劉慧的孩子,還是只能留在家中

劉家所在的尚家峪村位於有「十里鋼城」之稱的中陽縣,旁邊就是鋼鐵工業園區

陳菊香 瓷磚工藝廠女工 職業慢性中毒
2009年2月進入佛山一家瓷磚工藝廠從事擦拭仿古瓷器“品的工作,每日接觸化學溶劑。4個月後發病,當年9月被診斷出慢性重度苯中毒,在醫院躺了 700多天。

打工 4個月,換來住院 700天,每天吊瓶(打點滴)8小時,連過年都得孤單在醫院過,「一個好好的人,整天躺在病床上,沒病都病出來了。」

3年多前,陳菊香把兩個兒子留在湖南老家,透過親戚介紹,來到佛山一家工藝廠打工。為了讓瓷器品有仿古的效果,工人需上一種特製的油漆。鎮日接觸化學溶劑的塗料,等她發現自己的皮膚會無故出血、瘀青,月經來後流血不止時,已經病倒了。

醫院診斷是職業性的慢性重度苯中毒,後來檢驗得知,原來工廠使用的有機溶劑原料的苯含量高達98%,是國家標準的 25倍。工人缺乏專業防護,再加上廠房通風設備也不好,和陳菊香同期的工人,有兩男四女都出了事。

由於毒性侵入骨髓,陳菊香造血功能衰竭,幾度病危。她的丈夫辭掉工作、賣掉家裏剛買的車,在醫院陪了她 10個月。

慢性中毒是治不好的。苯中毒導致陳菊香有再生障礙性貧血,兩年來每天輸血小板、注射排鐵劑,也只能恢復 7成。雖然表面看來和常人無異,但陳菊香的心臟功能已嚴重受損。廠方支付了 2年的醫療費後,就撒手不管,但慢性病的治療沒有期限,一天醫藥費 300元,因無法工作而沒有收入的陳菊香,只能有一搭沒一搭地拿藥,等於中止治療。她轉而求助「佛山打工之家」,與工廠展開漫長的訴訟。

陳菊香一個人住在月租 300塊的小房。想起無法工作的身體,湖南老家的兩個兒子和年邁的雙親,她很無奈,但生活就在奔波於政府單位、法院、打工之家,以及與廠商的周旋間耗盡了。

2010年佛山市政府公布,佛山市內具有毒有害元素的企業將近 3萬家,每日接觸有毒化學元素約47萬人,從 2002年以來,全市共發生職業中毒事故 31起、導致 86人中毒,6人死亡。然而這些慢性中毒患者如同陳菊香,要面對終身的醫療問題,才是一人,甚至是一家都不能承受的代價。

兩年的醫療期已過,廠方拒絕支付一天300
塊的醫療費用,陳香蘭只能在有錢時拿點藥,無法持續治療。
丈夫為了家計必須在廣州打工,兩個兒子遠在湖南。為了繼續和廠商談判,陳香蘭一個人住在佛山月租300 的小屋裏

草根性的NGO 組織「佛山打工之家」負責人何曉波(中)和他的兩個夥伴,都是因工傷或職業病,從普通工人變成維權者。組織成員每月有一半時間用來探訪佛山各個醫院,尋找需要協助的工友。他們每年接觸至少4000 個案例,實際服務超過1000 人,陳菊香是其中一名受惠者

陳菊子 農民 癌症村村民

自2003 年患病以來,陳菊子(左)就無法言語,一見外人
就直掉淚。丈夫崔官生要照顧妻子,沒法種地。陳菊子每月藥費70 塊錢,政府補助60%,一季度去鄉醫院報銷一回,但一直申請不到低保

2003年,和許多相繼突然患病的下康村民一樣,陳菊子突然腦梗塞,從此半身不遂,無法言語。那幾年下康村死了很多人,一般認為和附近煉鋼廠及造紙廠的廢水污染了地下水有關。

2003年間,山西臨汾市下康村的村民紛紛染上怪病,很多人罹癌,有的人瞎了,也有很多人突然間腦中風就癱了。這個 1300多口的村子,一年死了 20幾個人,走在村裏,很多人都一跛一跛,有人管叫它「跛子村」。

陳菊子的先生崔官生,照顧太太已超過 9年,他永遠記得,2003年 9月 29日的中午他買雞蛋回來,看着太太好好一個人突然間倒下,接着在醫院做腦手術,住了 20天。自此,陳菊子右邊半身不遂,當時只有 55歲。

「水不好,那時我們都喝地下水。」崔官生回憶,當時村裏附近是煉鋼和造紙廠,污水直接排到流經下康村的洰河,「造紙廠排的水是黑的,煉鋼廠排的水是灰撲撲的」,即便村裏的井有 20米到 30米深,但污水已滲入地下水層。村民打上來的水都有怪味,煮滾後則積有厚厚的白色沉澱物。

2005年一群大學生組成了「保護母親河」調研團隊,沿着污染嚴重的汾河做探訪。那時還是高中生的杜杰記得當時走了很多村落,但沒有一個村子像下康村那樣給他極大震撼,「下康村民牙上多黑點發黃,得怪病的人特別多,和重金屬污染有關。」在村民帶領下,學生們找到排污口。消息披露後,大批媒體蜂擁而至,病得身上生爛瘡的村民王寶生成了「新聞人物」,下康村成了「癌症村」的典型。

為了自救,當時的婦聯主任發起村民每人捐1300塊錢的活動,打算用公基金為村裏安裝自來水管,後來煉鋼廠迫於輿論壓力,撥了筆 70萬元的一次性補助款,幫村子安了自來水管,並設立污水處理廠及修路。但長期受慢性病折磨的村民,乏人照顧,「現在都沒再看病了,沒錢看不起,偶爾吃吃高血壓的藥,低保申請好幾年都申請不到。」崔官生無奈的說。

9年了,要打理太太生活起居的崔官生地也沒有種,但日子總是要過。太太拄着拐杖蹣跚散步回來,等等他就要去燒飯。

穿衣、給妻子洗澡、煮飯……崔官生承擔家裏所有的活計。兩個老人的廚房,空無一物,柴火已熄

同村的王寶生自2005 年被媒體報道後,也已經走了5、6 年。
王太太回憶,當時村裏死了很多40 幾歲的青壯年

9 年過去了,下康村附近河流的水質依然不佳

甘立德 五金工廠工人 工傷

「我經常痛,我常感覺手指頭、關節、甚至是指甲都還在,但抓都抓不住。」甘立德至今都不大敢正視自己的X 光片,「看了心裏難受得很」。他常找藥酒來喝,但沒用。他每天喝濃茶、抽好幾包菸來麻醉痛苦,然後再充滿鬥志地為自己維權

2012年 2月,甘立德到深圳的萬達安塑膠五金公司打工,沒有職前訓練,沒有社會保險,沒有廠證,才進場 6小時,雙手就被沖床機給打成了 5級工傷。

甘立德不斷重複,他的一生就定在 40歲了。

為了籌錢蓋新房子,也為了和妻子相聚,甘立德放下老家賣牛的生意,到深圳來打工。

工作比他想像中難找,工廠只願意請小夥子,已屆中年的甘立德到處碰壁,最後一家五金廠用1320元的最低薪資請了他,說好幹的是「一般的活」。

但一上工,經理就把他帶到沖床機前面,簽約時再三保證無需操作機器,卻在沒有任何職前教育的情況下,要他操作 120公斤的沖床。進場不到 6個小時,甘立德一個操作不慎,沖床直接往手打過來,「完蛋了」,這個念頭一冒出來,他便從平台上滾了下來,雙手 10根手指頭,只保留了一半。

甘立德以為人生都毀了,他好幾次要醫生給他安樂死,終日不語,「當時我以為他神經出毛病了。」辭了工,全天照顧丈夫的甘太太說。直到遇上在地NGO「深圳手牽手」的協助,才逐漸走出陰霾。

甘立德繼續艱難的用僅剩的五根手指頭切菜、切肉、點菸、喝茶,他看似熟練,和正常人相差不大,事實上經過無數的練習、放棄、振作、放棄、振作,再練習,一如推着巨石的西緒弗斯((Sisyphus),他不得不振作,一家四口加老父老母等着他撫養。

剛出院時,他總把雙手藏在衣服裏。他最害怕坐公交車,因為沒手指抓扶手,但後來想通了,要沒人讓位,「我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他開始戰鬥,每天打電話去市長專線、跑社保局、勞動局、司法局、工安局、深圳市工會,隻身和工廠談判,為自己的案子奔波,「我必須一個人對付這麼多人,太花腦筋,深怕說錯話就沒了權益,每次回到家都筋疲力盡。」

工廠想用 30萬打發,他不接受,「完全沒法養家」。他說胡錦濤是公民、習近平是公民、他也是公民,公民的生存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保障。廠方說他總在說大道理,甘立德不這麼認為,「我只是要爭取一個公民的基本權益。」

:深圳15 平方米的租房裏,住着甘立德夫婦以及他們初中畢業
後出來打工的大兒子。四川老家還有等着撫養的7 歲的小兒及老父老母

甘立德艱難地用僅剩的5 根手指頭切菜、切肉、點菸、喝茶。他的動作看和正常人幾乎相差無異,事實上經過無數的練習

相天岳 幼兒 結石寶寶

相慶玉特別疼愛他的小兒子岳岳,「我覺得對不起孩子。」
而政府的處理態度驅動他積極維權,「如果只為了自己孩子早就解決了,但我要所有結石寶寶都得到應有的賠償。」

2歲時被診斷為結石寶寶,隨即三鹿毒奶粉案爆發,父親相慶玉參與結石寶寶維權不遺餘力

相慶玉心裏明白,因為喝了含三聚氰胺的毒奶粉而成了結石寶寶的小兒子相天岳,不是最嚴重的一個。2008年 10月,三鹿毒奶粉事件爆發以來,相慶玉結識了很多結石寶寶的家長,腎萎縮、腎衰竭到必須換腎的孩子比比皆是,而且多半來自經濟條件差、只能買得起便宜奶粉的農村。東窗事發後,當局讓三鹿奶粉發給每人兩千到三萬元不等的一次性補助,但腎臟病是影響一輩子的慢性病,許多家庭為了醫治孩子傾家蕩產。

當時岳岳還小,2歲的嬰孩老是尿得滴滴答答,去醫院檢查後才發現腎裏有結石,岳岳成了結石寶寶。醫治後腎功能受損,導致長得沒同齡孩子快,不時需要檢查,雖有輕微後遺症,大體上也算無恙。

但對相慶玉來說,真正嚴重的是一個放任及包庇的體制。他拿出一紙由三鹿奶粉具名、他最後拒絕領取的賠償書,「因為岳岳喝的是聖元奶粉不是三鹿。」他看到的是整個食品產業的結構性問題,當局只想找個代罪羔羊敷衍了事,未來的中國娃娃還是會喝着毒奶粉長大。

這樣的處理讓相慶玉異常憤怒,那年,他工廠也不管了,印了三件抗議 T恤、製作舉牌,每天跑去連雲港的各大超市,阻擋聖元奶粉進貨。當時新聞鬧得很兇,重挫聖元的銷量,也成功阻止了聖元奶粉在連雲港的超市上架,「但只有一下下,現在超市又再賣了,人們是健忘的。」

國保盯梢、廠商恐嚇、電話被監聽都無法讓他停止,整個人沉浸在一個渺小而無果的對抗,「但我不後悔這麼做,只後悔做不好,沒讓更多人站出來。」他和揭發毒奶粉的趙連海一起為結石寶寶維權,但隨着 2010年趙連海被捕並被判刑兩年半,組織也慢慢四散。近日相慶玉嘗試聯繫趙連海,電話總在通話中,已「被失聯」。

「我曾經是個憤青,毒奶粉的事讓我徹底清醒,看到自己過去維護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2008 年「毒奶粉」爆發後,相慶玉每天穿着T 恤去抗議,勇敢維權令他成了警方和廠商頭痛的人物。
2011 年岳岳生日當天,警察將相慶玉強行帶走,孩子目睹一切

岳岳性格活潑,喜歡玩電腦,腎臟病讓他發育比同齡同學差,但沒有影響他的智力,「岳岳成績很好,老師很稱讚。」相慶玉欣慰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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