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事件的意義和嚴重性,不在於它超過 007間諜片的情節,而在於所謂重慶模式代表的路線和政策。在檢討重慶模式的方向性含義時,看到它與文化大革命的聯繫和相似性,很有啓發。

重慶模式和文化大革命有關係,把這一點挑明的是總理溫家寶。他在2012年「兩會」結束之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中,把重慶模式和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並告誡說,要警惕文革在中國重演。

重要的是人們確實認為重慶模式就像文化大革命。不論是在重慶模式紅極一時還是在這個神話破產後,中國的知識界和老百姓分成壁壘分明的兩派,一邊擁護薄熙來,擁護重慶模式,也堅决擁護文化大革命,呼喚文化革命應該在中國再來一次;另一邊則反對薄熙來,譴責重慶模式,特別呼籲要警惕文革,防止文革在中國捲土重來。

重慶模式當然不會完全重複文革,不過有以下三個重要特點,是二者一致或相似的:

首先,文化大革命和重慶模式最突出的共同特點是,踐踏法治。

文革中,現行的憲法、法律完全失效,被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取代;亂抓、亂捕、亂判是家常便飯;公安、檢察院、法院的監督與制衡功能蕩然無存;專案組林立,逼供刑訊成了常規。在重慶,薄熙來、王立軍的話是絕對不可違抗的命令;文革結束後中央立誓永遠廢除的專案組堂而皇之復活,刑訊逼供花樣翻新、層出不窮。

文革中最具有諷刺意味的事件之一是,當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批鬥時,他拿出憲法,說自己是國家主席,憲法保護他的人身權利,但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嘲笑。而重慶炮製的李莊案則說明,法律成了兒戲,法院成了搞笑的場所。

第二個特點是意識形態狂熱。重慶的「唱紅」和文化大革命搞「紅海洋」等「革命化措施」是一回事。有人說,「唱紅」是人們藝術和文化的喜好,但在重慶,不是個人喜歡唱就唱,不喜歡唱就不唱,而是有組織地唱,電視台、電台整天播放,經常組織大型演唱會和比賽,據說有的演唱會參加人數高達 10多萬,整個唱紅歌運動捲入的人數高達千萬。這已經不是人們對於某類歌曲的個人喜愛, 而是政府動用公權力强行發起和推動的運動。

強推紅色意識形態和破壞法治有密切聯繫。公然侵犯、踐踏法治,需要一種非常氛圍,需要把現存的秩序、規矩打破,需要一種革命的氣氛,替天行道的氣氛,說現在正在行正義,其他的都可以不顧,這就要靠「唱紅」等等,使掌權者可以為所欲為,把所做的事情說成是代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與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正義是一致的。

重慶模式和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個共同點是,它們都得到了相當多的人擁護。不能因為薄熙來垮台了就以為重慶模式是狗屎堆,不論從網上還是別的地方都可以知道,他得到了許多人的擁護,和文革得到了廣大中國老百姓的擁護一樣,哪怕在他垮台以後仍是這樣。毛與薄成功地得到民眾支持的共同原因是,他們僞裝成是群眾利益的維護者和代表,他們把平等、共富、社會公正的旗子抓在自己手中。

古今中外,在統治者和掌權者中有一些這樣的人,他們本身是不公正制度的締造者、維護者、既得利益者,但他們不像一般貴族、官僚那樣只是教條地為現存制度辯護,在權力鬥爭需要的時候,他們敢於利用社會矛盾和民眾的不滿情緒,搖身一變,成為平民的代言人。 文革前夕,毛澤東批評官僚說,「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文革初期,他指責按慣例向大學派工作組的劉少奇,說「只有反動派,只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薄熙來自己以前在大連工作時搞的一套就是以權謀私,利用和支持黑社會,但他到重慶之後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他的前任,他自己在製造極大的不公正,卻打出公正、平等的旗號,他的所謂「富民」工程和「親民」口號使他成為一顆耀眼的政治新星。

社會本身存在嚴重的不公正、不平等,存在官民衝突(以前叫幹(部)群(眾)矛盾)以及貧富差距,這些就是群眾支持文化大革命和重慶模式的社會土壤。在上世紀 70年代末和80年代,沒有多少人公開表示支持文革,那時人們對於文革的苦難記憶猶新,而當時中國似乎正在走一條與文革相反的道路,就是建立民主和法制,追求現代化的道路。改革開放政策燃起了人民的希望和信心。到了90年代,中國進入了複雜、艱難、痛苦的社會轉型期。曾經反對過改革,以為改革會動搖自己地位的官僚們突然發現,其實改革對他們很有利,給他們提供了以權力換取金錢的機會,於是他們轉而支持改革,把改革納入自我利益的軌道。貪污腐敗愈來愈嚴重,貧富分化愈來愈明顯,社會不公正愈來愈矚目驚心,社會衝突愈來愈加劇和頻繁。90年代的局面與 80年代大為不同,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麽樣的改革」,誰為改革的成本付出代價,誰從改革中受益。正是在這種情况下,薄熙來破門而出,重慶模式破土而生,在中國儼然成為一面旗幟,一塊紅色根據地。

文革的成功發動和重慶模式大行其道與中國人缺乏憲政民主與法治觀念有關。1949年以來,中國人就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上世紀 60年代的中國人根本想不到這一點,而當時也完全沒條件以民主與法治的方式解決貪腐與社會不公的問題,毛澤東以前被塑造成「大救星」,文革再次充當「大救星」。他「解放群眾」,群眾為他賣命,掃除政敵。對於走過那個年代的許多中國人來說,他們唯一參與政治的親身經驗就是文化大革命。根據這樣的經驗,既然現行的反對貪污腐敗和實現社會公平的方法不見成效,那唯一解决問題的方法就是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在絕望的人們的心目中,文革的苦難消失了,鎮壓不存在了,毛澤東時代變成了平等、追求理想的時代,人們道德高尚、大公無私,官員廉潔奉公。在下崗工人和弱勢群體的抗議集會和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和文革的口號。反貪腐、反官僚、反特權、反既得利益,相同的口號把兩個不同的時代聯繫起來。

令人痛心和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在重慶模式的考驗面前交出的答卷是不及格的。如果說文革中出了「梁效」和余秋雨等還可以用時代蒙昧和政治高壓來辯解,那麽,在 21世紀還爭先恐後地趕去重慶朝聖或獻策 ,那算什麼呢?那些給王立軍頒發教授和博士生導師證書的大學,又算什麼呢?時至今日,還有學者替重慶模式評功擺好,說重慶畢竟在一段時間裏治安良好,比較突出地提出了「共富」的口號。其實,現在有愈來愈多的材料揭露重慶在這方面造假的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如果重慶在這方面真有一定成績,那麽很多人政治認識不過關的事實會更明顯地表現出來。

社會治安和福利當然是可取的評判標準,但是,我們知道,在希特勒統治的法西斯德國,在俾斯麥治下的德意志帝國,在二戰前軍國主義的日本,這些方面也做得相當不錯,甚至超過了民主憲政國家,但是最後的災難有多大,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這麽說,整治賣淫嫖娼這種醜惡社會現象最有成效的,是專制、極權、神權國家。在評判重慶模式時,除了被造假所欺騙,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暴露的問題是缺乏法治觀念,他們對於踐踏法治的惡行不敏感。其實,就算重慶的治安和共富真假難辨,李莊案的天大笑話是很容易辨清的,何況還有江平、賀衛方、童之偉等學者的揭露與批判。不管怎麽說,如果一個人,一個地方的政策是踐踏法治、草菅人命,製造錯案、冤案,任意殺人,視民眾的生命如草芥,那無論如何不能贊成和支持。最可靠的,處於首位的評判標準應該是法治和人權。這是評價文化大革命和重慶模式的應有標準。其他標準當然也很重要,但它們只有在不破壞法治和侵犯人權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

舉目看神州,貪腐特權日趨加劇,社會不公無法矯治,毛澤東、薄熙來陰魂不散,民眾沒有表達自己意願的管道,文革「反官僚、反特權」的「大民主」愈發有吸引力,防止文革和重慶模式再次出現的唯一良方,是憲政民主的理念和實踐,是真正實行政治改革。
——文革反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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