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幾位外國媒體同行聊起,新納粹在東德較嚴重,便感到格外魔幻:一個消失了的共產主義國家,一個為了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劃清界限,教導人民「我們是 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不是德國人」(也就是說,「我們不是那些老納粹!」,一位東德的採訪對象告訴我)的國度,如今成了極右勢力的溫床,這是怎麽一回事?

多數人都說,這和東西德經濟發展不平衡有關。統一後東西部的差距在拉大,前東德地區失業率居高不下,年輕人對社會不滿,並歸罪外國移民,認為他們搶走了自己的工作。朋友「警告」我說,德累斯頓和萊比錫這樣的大城市當然沒問題,但去東德一些小城市,特別是 NPD(德國國家民主黨)分子盤踞的地方要格外小心。「他們對外國人都有敵意,連我這個英國人也不例外……」也有人覺得這不只是政經問題,也和人心有關,柏林牆倒了,但東德人與西德人心裏的牆還在,被人看不起的東德青年聚眾滋事,在群體裏尋找存在感。各種看法裏,下薩克森州犯罪學硏究所所長 ChristianPfeiffer的觀點別具一格:這和他們幼兒園時期的如厠經驗有關。

我在柏林 DDR博物館看到了那張老照片:五個孩子一字排開,身着統一的黑白格外套和黑色背帶褲,表情各不相同:左邊那位好像在用着小勁兒,他旁邊的那位則表情淡定、穩坐泰山,再過來的孩子,則是一副走神的模樣……看圖說才知道,這些東德的孩子是在集體上厠所呢——東德幼兒園對如厠有統一的時間,還有嚴格規定:在最後一個孩子完事前,其他人不得離開馬桶。

據說,這是社會主義教育的一部分,旨在培養孩子們的紀律和集體精神,Pfeiffer認為,恰恰是因為這樣的小事「被集體」,讓孩子養成了一種看似矛盾的人格:一方面不够自信自立,不能完全為自己負責,總要在集體中才能找到力量,一方面又相當地自我而對他人缺乏體諒——用 Pfeiffer的話說,是「自我主義者」而非「個人主義者」。因為這種訓練忽視個人,也造成了這些孩子「在情感上的貧困」,進而長期缺乏安全感,「對外部世界容易產生敵意。」

東德的政治社會化當然不止小小的如厠訓練,Pfeiffer說,總的來看,這裏的教育並沒有為孩子們應對一個變化的世界做好準備,所以在柏林牆倒塌、「歷史終結」之時,很多人感到手足無措,又因為從前在封閉的世界生活,很少接觸「異端邪說」,結果便是反而容易被各種極端主義吸引。

Christian Pfeiffer出生於東德,1952年隨父母逃往西德,他的硏究成果常被媒體引用,本人也是電視脫口秀的常客,屬於記者們很喜歡,但小心謹慎的學院派卻不太看得上的「公知」。他的這項硏究 1999年初見於報紙時,曾在德國國內引起頗大爭論,他為自己辯護說,新納粹最集中的群體,如今(1999年)14-29歲的青少年,正是在 DDR時期接受的幼兒園教育。

從德國回來不久,國內掀起反日浪潮,九一八那天我跟隨遊行隊伍在日本駐華使館門口,見識了一番集體的力量。一個拄着拐杖,穿戴像訪民的女子,夾在年輕人裏高喊反日口號,聲音格外凄厲;一個真正的訪民,老北京,在亮馬橋地鐵站附近擺出一大張白紙,上書自家被强拆的經歷,在警察到來之前,就有民眾不幹了:「今天是國難日,你提這個幹嗎呢?」「這不是沒事找事嗎?國都沒了,顧得上你的家嗎?」

我當然可以去拆解這種近乎「條件反射」的反應,就好像許多「曬傻逼」的網民正在做的那樣,可是我也並不認為自己就在所有方面消除了這種條件反射。就我個人來說,我甚至懷疑,有些東西因為從小就被訓練,或許已經內化成為我之一部分,如同抗體一般。復原(或曰排毒)的過程比我們想像得要複雜和痛苦得多,它容不得你與自己和解——因為一不小心你就自以為是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狂奔了——但其實你的屁股還沒離開馬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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