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去年11月,張曉明仍未就任中聯辦主任,便先寫了一篇題為「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的文章和香港人打招呼。這篇提醒特區政府別忘了替《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文章,引起過一陣爭議。我記得當時有不少論者以「火上加油」形容它的效果,說它又會惡化內地和香港矛盾,加劇港人對中央干預本地自治的憂慮。的確,那篇文章來得真不是時候。一方面,國民教育的問題還沒完全過去,香港人越來越懷疑梁振英是兒皇帝;另一方面,有些香港青年開始把「自治」提升到了獨立的地步,把港英旗幟舉得比「龍獅旗」還顯眼。那時候還在做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怎麼會在這個節骨眼上主動提起23條呢?

許多寫評論的朋友苦口婆心,總是想規勸中央要員體察香港民情,盼他們「讀懂香港這本大書」。他們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香港人的怨氣另有由頭,是政經制度扭曲的結果,必須治根治本,切不可再主動把它引向中港對敵的死局。我看他們當時回應張主任這篇文章,走的大概也是這個路子。

可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換個角度來看,也許問題並不在於人家讀不懂香港,也不在於不願讀懂;恰恰相反,處理香港事務的袞袞諸公根本就另有一套閱讀香港的方式,而且一樣讀得津津有味。

說來簡單,這套讀法的主旨便是我們今天也能在梁振英身上見到的敵我邏輯。具體認識這套邏輯的實際操作,不能只是大而化之地把它歸結到抽象的共產黨傳統,還得了解香港這塊地方在這個傳統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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