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racy可宝 

我是一个港漂,在香港已经生活了四个年头。我看到的香港,既不是小时候警匪片里遍地黑社会红灯区的堕落之地,也不尽是理想主义者描绘下富足荣华的人间天堂。这个城市,在很多方面,与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并无二致。比如富裕和贫穷的天壤,比如权力与民意的制衡,比如政治与民主的角力。我常问自己,是什么让我心甘情愿留在这里?

我成长在体制中。从小学开始,每一篇课文都有着非常明确的中心思想。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背。背错就扣分。我至今记得备战高考的那个学期,我在语文模拟考时写了一首批判内容的新诗。那是我第一次不仅挂了科,还被整个年级组的语文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他们对我循循善诱:你写得好不好我们不予置评,但高考考场上绝不能写新诗!你怎么知道阅卷老师喜不喜欢新诗体??从那次开始,我知道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迎合阅卷老师的喜好才能拿高分,才能进好学校,才会有好的未来。我不知道如今的领导是否也经过那样对刻意逢迎和自抒己见的筛选,我不确定对权力卑躬屈膝的人进入社会后,报纸上说的和谐安稳是否已是粉饰太平,我不清楚若民与官斗,执法者会致力于探究真相还是第一时间考虑站队。我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后来,我来到香港。

我成熟于体制外。2012年,我有幸经历了国民教育一役,政府门前嘹亮的『天与地』至今在我的心中延宕。我惊见话语的力量原来可以撼天动地。我们平凡渺小,我们无权无势,但我们为同一个诉求而发声时,政府所谓势在必行的决策也变得无力。我知道我说的是我真实所想,我清楚或游行或示威的活动,很快就会见诸报端,我知道我身处的是怎样的社会怎样的氛围。这让我觉得安全。

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功能。能够说话,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我觉得自己更像个人,更有安全感。这就是我愿意留在香港的原因。

2013年的第一天,由媒体挖出了「派钱撑梁」事件,各种线人材料图片报道,看报纸比看TVB台庆大戏更过瘾。立场不同的媒体做出角度不同的报道,就算是最底层的市民都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报纸上寻找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宣传部修改稿件,没有审读员举报负面信息,更没有微博老秘书压抑民众的声音。报不报道在我,相不相信在你,由始至终,只有媒体和民众在传播管道的两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哪怕,梁振英已经是香港政府最高领导人。

可是,在新年的同一天,隔着体制栅栏的那一边,一个省委部长,可以用几通电话,几个短信,就改变一个拥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力的报纸的声音。连一个如此地位的媒体的话语权都可以随意剥夺,我不敢想象,平头百姓该如何发声。大人喜欢的话就天花乱坠地说,大人讨厌的话就吞牙落肚只字不提,一旦时间磨去了为人的骨气和思考,剩下的怕只有摇尾的奴性。靠阿谀奉承来获得生活的保障,把学习实务的时间与精力拿去猜度人心,这样的人,有朝一日登上高位,掌握了那高高在上的话语权,除了给更高层溜须拍马,还会做什么?你不能奢望,一个习惯于看人脸色说话做事的人,可以有多少自己的想法与决策,顶多是带着一班听他话的人一起向上献媚而已。这才是基层话语权被剥夺的真正可怕之处!

我深深的爱着我的国家。我希望我爱的人可以自由的生活在自己的国度,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凭自己的真本领在社会里生存,而不是或自欺欺人委屈求全,或处心积虑机关算尽,只为拿到一纸移民书逃离这里,永远离乡背井。

好在,寒冷的夜晚我们并不孤独,还有那么多人愿举灯同行。许多年前,先辈用血肉筑起的长城保住和平的家园,许多年后,我们的后代会也会记得,曾经有人为了他们说话的权利,死死抗争。

一切终将归于平静,但真理会在记忆中长存。虽然我只是无数港漂中最平凡的一个,但如果港漂组织有任何声援活动,我必加入。

这一次,我愿竖起鲜明旗帜,为公平与正义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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