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立凡

——宣传系统的兴衰

章立凡

西西弗斯(Σίσυφος),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一再欺骗死神和冥王,而被判罚永远的苦役: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次到达山顶后巨石又滚回山下,如此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

宣传部门,前世今生

宣传部门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已是稀有的权力机构,仅存在于中国、朝鲜、越南等少数国家。

在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列宁认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明确了包括党内教育、群众鼓动、文化运动以及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出版工作等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范畴。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在成立后即模仿苏共成立“中央宣传局”。1924年5月正式成立中央宣传部。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要求建立与健全中央宣传部的组织,各省委要立即建立宣传部,各县市区委应设立宣传科,党支部要有宣传干事,负责宣传工作。1941年《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规定:“一切对外宣传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并建立了中宣部领导下的报纸杂志审查制度。1949年建政前,中宣部的权力已扩展到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 。

1949年以后,中央宣传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高主管部门,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次政治运动均由其推行。1951年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了各级宣传机构的七大职能:领导对于反革命宣传的斗争、领导审查理论教育、审查文化艺术、监督学校教育、审查新闻传媒、干部管理。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宣部被取消,职权由中央文革小组兼管。

1977年10月,中共十一大恢复中宣部,其办事机构为一室五局:办公室、理论局、宣教局、文化艺术局、新闻局、出版局。管辖范围包括宣传员网、报纸、刊物、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广播、学校等。省级及省级以下文化与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机构由同级党委宣传部管理。截至2010年底,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上述统计可能不包括编制外的“网络评论员”队伍)。

笔者根据最新人事数据分析: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门一把手中, 4人来自新闻出版部门,占12.9%;3人来自文教部门,占9.67%;2人出自其他专业背景(财税、科技),占6.45%;22人出身于党政部门,占70.9%,绝大部分无专业背景。其中女性6人,占19.35%;少数民族3人,占9.67%。

洗脑时代,舆论一律

宣传,被认为是一种为特定主题而运用各种符号,传播其观念以影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社会行为。常被特指政府或政治团体支持的运作。被用于商业用途时,通常被称为公关或广告。在中国,“宣传”一词始见于《三国志》,有传达、宣布之意。现代意义上的“宣传”原指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方式。英语“宣传”(propaganda)的词根中,有借植物栽种、接木意思,含强行传播之意。

“洗脑”(Mind control或 Brainwashing),系指利用暴力等外部压力,向别人灌输异于一般价值观的特殊思想,来符合操纵者的意愿。中国式传销团体采用“金字塔式推销”,须经相互介绍入会,组织严密,纪律森严。进行灌输式洗脑和宗教式动员(如狂呼口号及组织者名字),销售无退货保障的可疑产品。根据戈培尔“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逻辑,各种“造神运动”有着雷同的洗脑宣传模式,墨索里尼率众向罗马进军,希特勒现身柏林奥运会,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狂热的红卫兵……,本质上都是一种扩大了的政治传销。

革命导师列宁擅长“灌输”式的政治鼓动宣传,这一重要经验引入中国后发扬光大,成为宣传部门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其内容包括:(1)文字灌输;(2)语言灌输;(3)形象化灌输。这种强力宣传在毛泽东时代登峰造极,形成了严重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最终令“造神运动”推行者们自食苦果,1966年,中宣部被神坛偶像指为“阎王殿”,遭到整肃。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宣传部门成为改革与保守势力反复争夺的阵地,其间一度出现思想解放和“三宽”(宽松、宽容、宽厚)的局面,也曾出现“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风云。

80年代末重大历史事件后,提出了“把握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宣传系统仍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而存在,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喉舌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党管干部不能变,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共产党员主持。通过新闻、出版、影视等媒体的审查制度,确保中共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权。

网络时代,风光不再

朱厚泽1985年出任中宣部长后,曾提出著名的“三宽”政策:“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此后二十多年的官民博弈流程中,言论尺度不断收紧却又日见松弛,将当今言论环境对比“三宽”,会发现网民凭借表达技巧和网络科技的进步,已自我拓展出一个超越“三宽”尺度的言论空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大陆的公众生活。不仅在科技、经济领域被广泛应用,也带来了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思想垄断的藩篱开始被冲破。

不熟悉科技文明进步的中国宣传部门,此刻并未意识到互联网对自身权力的巨大威胁,一边听任互联网“野蛮生长”,一边忙于整肃平面媒体,建立阅评组审查新闻。但公安部门比宣传系统敏锐,于1998年开始启动监控互联网的“金盾工程”,一期工程在2005年底完成。

这时,互联网发展的已势不可挡,面对海量信息和不断更新的翻墙技术,宣传部门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他们习惯于纸质媒体的管理经验,试图用围堵删封等手段对付立体传播的新媒体,不免左支右绌,穷于应付。2006年后,为应对日渐失控的互联网和不断壮大的网民队伍,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被称为“五毛党”网评员队伍,并着手建立舆情监测系统和网络局。

2009年中国大陆出现的微博客,本来被视为抵制境外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的利器,不料却成了宣传部门最大的噩梦。2012年,中国微博用户总量达3.27亿,一个由自媒体组成的网络公民社会雏形,开始浮出水面,微博议政、微博投票、微博反腐等民意表达,令宣传部门的可控空间大大缩水。

进入21世纪后,各种媒体的逐步市场化,也在不断削弱宣传部门的权力。尽管表面上仍是“党说了算”,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是“市场和资本说了算”。这种博弈,至今仍在若隐若现地进行。

结 语

权力、资源和思想的垄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闭系统下的信息垄断。信息垄断被互联网打破之后,谎言会随时穿帮,灌输式洗脑的优势不复存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随着当前社会分化的日益严重,各种公共事件不断爆发,传统宣传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其管控能力也已黔驴技穷。

最近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就是一个心劳日拙的例证:禁言宪政,反而令“宪政”家喻户晓;打压一家敢言媒体,却引发更多的媒体反抗;另一家 “五毛”媒体来帮倒忙,结果搞臭了主子也搞臭了自己……。面对此伏彼起波涛汹涌的民意浪潮,宣传部门的“防川”工作,已成为一项力不从心的无效劳动。

西西弗斯因欺骗被判永推巨石的苦役,这是他的报应。如今,这块巨石变得越来越沉重了……

2013年1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补注】另据《新京报》2013年01月18日报道:昨日,在北京市宣传部长会议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鲁炜称,全市宣传队伍体制内有6万多人,体制外20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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