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忠君爱国”古今谈

作者：信力建 

“忠君爱国”在中国算是一个流传千年的原命题，几乎就成为一个做臣下的必修课基本原则，奉之，则忠臣顺民；不从，则乱臣贼子。然而，这个命题有许多含混之处，值得说道说道。

首先值得厘清的是：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忠君”和“爱国”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为忠君，所以要爱国；忠君就是爱国。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也不奇怪，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皇帝既是国家元首政府老大，又是思想座标行为规范，还是文化代表国家象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又是“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藉是，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所以，即使在在明知对方有错的情况下也表现自己的忠贞不二，岳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忍着剧痛让老母亲请人在背上刺字，把“忠君”与“报国”作为一生的精神统一体。他为了南宋王朝的稳定，为了收复北方的河山，奔驰在广袤的战场上，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致使金兵闻风丧胆，所以才有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公元1140年的五六月间，岳家军和金军进行了几次大战，结果使金军的十万人马死伤过半，为宋朝收复了蔡州、郑州、洛阳等地。其时，很多金军将领已经准备投降大宋王朝。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却收回成命，命令岳飞“择日班师，不可轻进”，而且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催逼撤军。在这种情形下，“忠君”和“爱国”的矛盾已经败露：要忠君，就得听从皇帝旨意，班师回朝。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却是跟国家利益相违背（也就是跟“爱国”相违背），因为这样做会将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白白葬送，于国无利，于民也无利。然而，囿于中国传统“忠君爱国”为一体的糊涂观念，岳飞的唯一选择便是遵命会师。其结果，不仅收复的大好河山再度沦陷，岳飞本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冤死风波亭。岳飞之死，一般归罪于奸臣秦桧。然而，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明白，秦桧只不过是宋高宗的一颗棋子，当然也有其本人的主观性格（他的确是想害死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但秦桧能真正做得了主吗？要知道，这个“下刀”的命令只有皇帝老儿才可以下的！他的死实际上是死于高宗皇帝的私心。宋高宗是一个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并不愿意岳飞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那原先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就要回来，那他这个新立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边假装积极抗金，另一边又秘密派人与金人和议，而岳家军的节节胜利毫无疑问地严重威胁着他的利益，所以才会这么急急将岳飞召回——皇帝自己的利益，也并不一定和国家利益一致，很多时候倒是相反。

那么，在传统中国，当“忠君”和“爱国”发生矛盾，臣下不选择“忠君”，而选择“爱国”，结果又会怎样？结果不会比岳飞好——明朝的于谦就是例子。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钱塘人。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担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抚。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后释放，起为兵部侍郎。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瓦剌人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但皇帝不听。邝埜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结果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虏。消息传来，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许多臣下建议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国家大计就完了。难道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吗（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同时，他还与诸大臣商定拥郕王即位。稳定了局势，并且在瓦剌兵逼近京师时亲自督战，将其击退。从国家利益而言，于谦毫无疑问是功臣，是爱国者。可是，他这一举措损害了当时是敌方俘虏的英宗的利益，让他做不成皇帝了。所以，当明朝与也先议和，使得英宗归朝后并复辟成功后，爱国有功的于谦就只得在天顺元年因“谋逆”罪被杀。

忠君与爱国之间的矛盾古人也不是没有看到。战国时期，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齐国宰相晏子在得知皇帝死后，马上在别人都不敢去的情况下，自己去崔家吊念国君。他的左右问他：你会为国君死难么？晏子的回答是：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活，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国君，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所谓“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呢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也就是说，他将忠君和爱国分得很清：如果君主是为国家而死，那么，跟他一起死，就是爱国；反之，如果君主死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下半身快活，那自己就没必要跟他一起死。

我们可以看到，绝对的“忠君”产生绝对的独裁，相对的“忠君”产生相对的独裁，独裁政权和昏聩、不理性、腐败等腐朽落后现象是紧密相连的，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文革中的“三忠于”、“四无限”就是令世人刻骨铭心的教训。如果说在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君权神授”、“君主永远伟大和正确”，宣扬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尚有情可原，那么今天还在大肆鼓吹“忠君爱国”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人们不禁要问，今天“朕即国家”中“朕”的内涵是什么？似乎从来没有人给他以明确的定义。“忠君”和“爱国”是两个层面的意思，强拉硬拽把他们扯在一起既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有思想逻辑上的错误。“忠君”是狭隘的对一个人或某些集团利益负责；而“爱国”在普遍意义上是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服务。在过去一百多年，有许多有志之士，反君权、反独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牺牲了巨额财产和生命，象陈嘉庚、杨虎城、吉鸿昌、张志新等等，他们不迷信君权、拒绝独裁，却是爱国者的典范，深受中华民族人民的爱戴。所以说，“忠君”和“爱国”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范畴，“忠君”的人未必热爱自己的人民，“爱国”更不一定要跟“忠君”扯上关系。

事实上，在今天，忠君和爱国都在面临考验。忠君自不必说，民主国家，君王早已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于爱国，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有云“我没有祖国，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胡适也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