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毛泽东PK朱元璋

作者：信力建 

把毛泽东与朱元璋连在一块儿PK，似乎有点辱没我们的“伟大领袖”——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个是地主阶级总头子，能相比么？其实，在毛泽东心目中，他对朱元璋还真有些惺惺相惜的。1955年，毛泽东审阅吴晗著《朱元璋传》（修改稿）时，对吴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晚年）。”

毛泽东读《智囊》后也曾写下这样的批语：“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1953年2月23日，同陈毅等人谈话时。毛泽东又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元璋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因此，将二人放在一起PK，大概也不算什么大逆不道。

我们不妨先来看他们相同之处。首先，他们出身阅历差不多。这两个人都是农民出身。毛泽东出身于湖南湘潭一个亦农亦商的富农家庭，而朱元璋出身于安徽凤阳一个破败了的员外之家。只是毛泽东童年除了也要参加农事劳动外，不愁衣食，安享着天伦之乐，能够走进学堂读书，也得到母亲和外家的宠爱；而朱元璋家遭火灾，父母双亡，无以为生，不得已，靠给地主放牛来维持生计。用阶级分析论来看，朱元璋比毛泽东赤贫，属于真正的贫雇农。

少年以后，毛泽东得以从东山小学堂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沿着读书仕进的道路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而朱元璋因为顽劣反抗，丢了牧童的工作，只好出家在家乡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沙弥。受尽欺凌，终日劳作，靠剩饭剩菜、刷锅水来活命。论苦大仇深，无几人能及朱元璋。

其次，他们所走的所谓“革命道路”也差不多。毛泽东在北伐战争失败后，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原则，毅然从秋收起义中脱颖而出，率领起义部队开上井冈山，开始红色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从此奠定了自己在军中的基础和无上权威。而朱元璋，骁勇善战，靠着一刀一枪与元军厮杀，建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信，母舅阵亡后，得以执掌这支部队，有了起家打天下的基本本钱。毛泽东在湘粤赣闽四省交界，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建立了中央苏区，拥有了红军中最强大的武装，虽然几经反复，但终究还是奠定了自己中共领袖的地位和权势。而朱元璋，在清除了蒙古势力的苏皖建立根据地，正确地实行了“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壮大了自己，增强了实力，以胜利之师挥师西进，战胜了长江上游最强大的敌人陈友谅，又回头解决了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统一了长江以南，为北伐收复中原打好了基础。毛泽东在红军不得已的长征中确立了自己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袖的地位，在与八年抗战中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奠定了取得天下的政治、军事基础，又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援手下，联手与国民党共同收复了沦陷的山河。靠着清廉有为、励精图治，靠着还土地与农民的方针，靠着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理想收拾了民心，在与执政的国民党最后的较量中得到了天下。而朱元璋在还我河山的豪情下，以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驱逐了蒙古统治者，收复了中原，又以蓝玉西征，还原了华夏的河山，完全靠着自己的力量和智谋。

毛泽东奄有天下，靠着知识分子精英为核心，工农分子为骨干的马列主义政党。朱元璋奄有天下，靠着一群被蒙古统治者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儒生和民间志士、游侠；假如他们也有纲领和理想的话，那就是驱逐鞑虏，还我中华，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做人。

再次，他们取得江山后的许多举措也如出一辙。比如，都大杀功臣。朱元璋为了传位给孙子， 大杀功臣。 据说其孙子很不满。朱元璋拿了一根满是木刺的棍子，让孙子捡。结果孙子扎了手。朱元璋说，我杀功臣，就是为了给你清除这些刺啊。朱元璋是史上对功臣最残酷的皇帝。为了维护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缔造明朝的整个功臣阶层遭遇了灭顶之灾。开国功臣除了汤和、耿并文等寥寥数人侥幸得以善终者外，余者被一网打尽，全部以灭族告终。朱的历任丞相，亦无一人善终。在朱的统治下，皇权如太阳，愈靠近则愈危险，万人之上一人之下时，往往末日到来。而毛泽东当政后，从收拾刘伯承开始，接下来就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朱德、林彪……周恩来死得早，不然，恐怕也在劫难逃。又比如，他们都采取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朱元璋按职业把人口分类， 铁匠的儿子永远是铁匠， 木匠的儿子永远是木匠， 厨师的儿子永远是厨师。没有“路引”不得离开户籍地, 擅自离开的作为逃犯处理。毛泽东呢，则把中国人分成3等，农民、工人、干部。农民地位最低,，干部地位最高。没有介绍信也不得离开户籍地，擅自离开者收容，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并惨死，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收容遣送制度名义上被取消，但户籍制度至今尚存。再比如，都采用了官僚低薪制，并导致后期贪污成风。 两个人都给官僚集团发低工资，导致后期官僚贪污腐败严重。都采取了严厉的反贪政策，但都收效低微。朱元璋发明了贪污60两剥皮制度，可是明朝最后还是亡于贪污；而毛泽东虽然杀了刘张两大贪污犯，却因为制度的阙失，最终演成现在有钱皆拿无官不贪的局面。另外，两人都喜欢搞思想运动。毛泽东自然是搞思想工作的高人。从整风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统治手段里始终在强调对于思想的控制。朱元璋喜欢搞的特务统治（锦衣卫）对于控制属下的一举一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加强思想教育，在各级官府公座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这种警示方式的效果，显然优于组织公仆看反腐电影。他们还都喜欢“发动群众运动”。毛泽东不用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把全国人民都锻炼成“运动员”。朱元璋也好这一口：凡发现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有权聚众擒拿直接送至京师。

然而，在这些相同之外，他们也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也许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历史地位。

首先，他们江山来历不一样。虽然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其二者却大不一样。朱元璋的江山是从异族人——具体来说，就是蒙古人那里抢来的。这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意味着此举恢复了汉民族在传统中国疆域内丧失已久的政权。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天下大乱间，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朱元璋自参加红巾军不久，就以自己的英勇与才智获得赏识，并努力拼搏，终于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支劲旅的统帅，进而率军消灭了相邻的好几个比较强大的割据政权，然后北伐蒙元，一路势如破竹之下，很快就克复了元朝的都城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之后，朱元璋又经过几次讨伐，最终统一全国，建立了大明朝。可以说，朱元璋进行的是一场民族战争。而毛泽东呢，其江山是从同族人蒋介石那里打下来的，应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而且，这场内战还摧毁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其次，二人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不一样。朱元璋建国后，恢复乃至极大地增强了汉族（也包括同被压迫的同为炎黄子孙的许多其他民族）的民族地位和民族自信心，修复并光大了已经大伤元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朝统治中国时，蒙古人对汉族施行多种种族歧视政策，比如，第一，老百姓被划分为四等人，汉族是最低一等；第二，杀死蒙古人者，偿命，杀死汉人的，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第三，汉族老百姓所娶新媳妇的出夜权必须交给蒙古保长等等。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才得以取消了前朝种种落后、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朱元璋并没有对蒙古人以牙还牙，而是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且互相尊重的政策，这使中国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再次迈向了繁荣与强盛。明朝二百多年间，汉人之鲜明风骨在历朝历代可谓仅见，明朝军队包括海军在多次大的对外战争中所表现的强劲战斗力在总体上也比其他朝代要牛。也就是因为民族地位和自尊心的提升，整个明朝才在对世界的文明贡献上让人刮目相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时期的67年中出了不少成系统的世界级水平的伟大著作：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这些著作是在明朝晚期的67年中相继出现的，相对于“近代数学、近代化学、近代物理学、近代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欧洲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反观毛泽东时代，为了奠定所谓马列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当局开展了一系列消灭传统文化的运动，他先是在心灵上摧毁知识分子自信，通过所谓“改造”使得整个知识界遭到集体阉割。而后则通过十年文革，将中国文化彻底摧残。与文革相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文化的粗暴与残忍就显得温和与节制。文革是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广泛而持久地钳制着中国大地上任何能够思考的生灵，这场持续的十年的政治运动切断了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其历史的联系。这场运动过后，中国大陆成了一片文化的瓦砾场，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痕迹，这是一种文明的戛然而止。其结果是，建国后无论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都没有象明朝那样有世界级水平的成果。

再次，就改善民生而言，二人的做法也不尽一样。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为天下百姓的利益精心谋划与勤奋工作，使生活在明初的平民百姓在生灵涂炭的战火之后过上了幸福安康的好日子。长期战乱后的明初，鉴于人口剧减的社会现实，朱元璋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也就是从人口多的地区迁移部分居民到人口稀少的地区，国家还免费发放耕牛和种子给移民；为解决流民的无地问题，朱元璋鼓励老百姓开拓荒地，规定凡所开垦荒地，其田均永远为开拓者自有，且三年免税；朱元璋还鼓励老百姓种植经济作物，规定凡种桑棉麻者，第四年起才开始征税；诸如此类，通过一系列的抚农护农政策，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就被极大地调动起来。朱元璋高度重视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为正常的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帮助；税赋方面，不仅农业轻税，商业也实行三十税一的政策，对于小摊小贩，则一律免税；大力实行军屯和商屯，所谓军屯，就是军人也从事农业生产以自给自足，所谓商屯，就是由商人运粮供应军队，而商人以此获得盐等特种物质的经营权——商人从内地运粮去边地路途太远，于是纷纷就在边地雇人种田——军屯和商屯成功地减轻了国家和老百姓的负担。建立社会救济制度。如救灾制度：全国各地凡逢遇水旱等灾害，则不但免除当年的税赋，并开仓赈灾；再如济贫制度：设立济养院，凡生活无着落者则收留之并按月发给粮食等；贫穷人家无力埋葬死者的，由政府赞助陵地和丧葬费；年满八十的老人，国家赐给爵位及养老待遇；在立法上多“佑贫抑富”，穷人家卖子女的，官府出钱收买，同时安排富人收之为佃户，并鼓励富户贷米给穷人，国家以免富户杂役的形式来承担利息；粮食张价时，政府开仓平价卖米以平抑米价，并提前发给各级官员俸米以压米价；外出的饥民回到家乡以后，政府按日发给口粮，国家则办公共工程以安置流离失所之民。因为这些措施得当，所以国家很快从战乱中走出来，实现了老百姓的安居乐业。而毛泽东时代，则在建国后不久，就开展了一系列诸如政治运动：整党运动兼及清理其它革命组织（1950）、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51）、土地改革运动 （1952）、三反五反运动 （1952）、肃反运动 （1956）、农村反资本主义运动（简称反资） （1956）、城市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简称反资） （1957）、共产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简称反右倾） （1959）、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1959）、农村三反运动 （1960）。尤其是58年的“大跃进”运动，直接导致数以千万极的民众饿死，创造了和平时期死人的最高记录。

最后，还需要提及的是：朱元璋做了皇帝后，以史为鉴，深知必须严厉限制宦官和外戚权力以维持政权稳定。 因而他定下诸如“宦官都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外朝的文武职衔、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宦官有公文往来”等等限制太监的规章制度。为防外戚干政，他还在洪武元年(1368)三月，令翰林学士朱升编写《女诫》一书，告诫诉臣下：“治天下应以治家为先。正家的途径应从严格夫妇之间的界限开始。历代不明之君，对后妃恩宠有加，造成她们骄恣犯分，造成上下无序。政由内出。没有不为祸乱的。只有明君才能防患于未然。其他的君主多为她们所迷惑。众爱卿修纂《女诫》，应一并将古代贤慧后妃和她们的那些能让后代效法的事整理出来，也好让后代子孙知道哪些当为，哪些不当为。因而，在他统治的30多年中，宦官小心守法，宫廷与外朝隔绝，确是比较好的时期。毛泽东时代当然没有了太监，可他老人家晚年放任自己老婆（江青）胡作非为，让自己侄儿（毛远新）大权独揽，甚至让自己身边那些“女服务员”传话干政的种种做法，搞得几乎是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较之朱元璋，恐怕也难说高明。

就是因为有这些不同，所以，朱元璋治理国家的“既定方针”，虽经“靖难之乱”，却能够绵延两百多年；而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却在他死亡后两年，就随着他钦定的接班人的下台而寿终正寝。毛泽东在其《沁园春·雪》中结尾有云：“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实，今朝也不一定就胜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