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 只求每天都自爱

作者：冉云飞 

冉按：这是给《南都周刊》最新一期所写的专栏，希望朋友们提意见。2013年1月19日凌晨一时于成都

每到新年来临之时，总有人问我来年的打算。多数时刻，我愿意做而不说。这倒不是说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需要隐藏，或者是城府深到像马里亚纳海沟，让人捉摸不定的同时，把自己也搞晕了。我固有学习精神强旺、木欣欣以向荣的长处，但也深知自己泛滥无归的毛病。阅读、研究、写作的兴趣多到自己要活几辈子，时间都还不够用的地步。我一些研究和写作的战线扯得太长，贪多求大，计划没有变化快，时常中间插播其它写作节目，甚而到出现了“烂尾楼”。以至于一些朋友在询问我的写作任务时，近乎嘲讽地说：要等多少人壮烈了，你的东西才出笼啊？

比如我比较大的“烂尾楼”就是《中国告密史》的写作，准备了很多年，但至今仍未能蒇事，的确无颜见江东父老。当年觉得此事既好玩又好办，哪知深入进去，读了二十四史，才觉得它固然好玩有趣，但在史料的裁择和研究角度上，不甚好办。原先想无非从政治运营、统治成本、牧民管控、告密方式、道德伦理、群众心理诸方面写个一卷本，就可以向自己交差了。但写起来才知道不那么简单，你要研究中国的告密，那么苏联等国家的历史要不要加以借鉴呢？比如学者费格斯的大部头著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你能漠视么？虽然其并非是全然关于告密的著述，但对于研究在高压统治下的民众心理，是极好的书籍。官方广为号召的少先队员告发自己父母的、著名的巴夫列克．莫罗佐夫告密案，有无介绍的必要？《窃听风暴》一类的电影有无介绍之可能？如果有，那么是否单独列一章来进行中外比较？而中外比较又如何有效地融入中国历史当中，这些都不是简单拚凑可以解决的事情。

由于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所以非常关注中国教育，自从写了本比较宏观地批评中国教育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一书后，也没闲着，继续写散篇教育文章，终于部分结集为《给你爱的人以自由》一书而即将出版。但这还是不够。几年前我就准备了要想写一本《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书来解读四九年前后各五十年里，我们的第一课、语文教材编写、出版与竞争、教材编写者、教学方式、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传播学等方面的问题，何以影响我们的教育本身，以便观察“教育何为”。比如我会选择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解剖诸如林觉民《与妻书》这样的文章，为何意识形态分殊的国共两党都争相选它，而台湾在九八年实现教材编写民营化后，何以民营和教育部部编教材都不再选《与妻书》，以及香港似乎从不选此文的原因之所在，其间包含着什么样的教育目的观和价值内核。这样的书写作起来，无论从材料搜集和研究方法上，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不管怎样，我想先来收拾这座“烂尾楼”。

这样说来，兴趣多，爱好广，很好奇，容易产生写作上的“烂尾楼”，难道就必然弱爆了吗？我看也未必。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警告得好：“对于一个只有一把锤子的人，任何问题看起来都很像钉子。”我常常扪心自问，更害怕这样一种此生只交给一把锤子的状态——那怕这把锤子通往金光大道，但它究竟只是一把锤子，不是花园，更没有春天——因为人生的问题不会顺着我的意愿只来钉子，我看见太多的中国人面对斧头镰刀而毫无办法。再者，与短平快的现实主义和充满毒药的成功学走得太近，而使自己缺少一点“为什么要如此活”的思考空间，实在不是我所需要的人生捷径。

那么有人会问写作不是为了挣钱出名吗？我不想否认而且甚至喜欢这个庸俗的想法。为名图利的想法，换成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话，会变得让你能感受到其中的美好和实在。他说：“我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于厨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是对他们讲我们需要什么，而要讲什么对他们好。”我不希望有思想上的上级，亦不希望有语言上的领导，只希望用自己的思考和语言，来换取购买者的认可。与其说我要用甜言蜜语来迷惑大家，不如说要使别人看了还觉得生活有这样的款式，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而生出某种吾道不孤的共鸣。

再浩瀚的梦想，都需要点滴努力，何况在敝国，梦想业已被证明是有尺度的。我早已过了大喊口号的激越年龄，但我的理性和韧性，比年轻时候更多，我希望它成为自己的标配。有人问日拱一卒到底有何用处？社会并没因你而有什么改变。哈维尔说，我们做有些事情并不是它立马有什么用处，而是因为它是对的。换句话，就像我的写作一样，永远不可能产生传檄而天下定的谵妄效果，但我愿意承认它还算有点意思。也许我的梦想是自己尽量光明，客观上能为他人带来萤火之亮。老友王怡在《被背叛的台湾》一文里的话深得我心：“国家可以走多远，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假设。我们可以走多远，是一个温暖的邀请。”

2012年1月7日凌晨漏夜未息写就，时“南方周末事件”正发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