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

周瑞金：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

● 周瑞金 （进入专栏）  

　　
　　作为从业党报60年、入党47年的老报人、老党员，我参加过或关心过党的九大到十八大十次全国党代会的宣传报道，很想从历史视角谈谈十八大。
　　
　　一、十八大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十八大胜利闭幕，新一届党的最高领导人产生了。党的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减为七人，换了五人，政治局委员25人换了15人，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全换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换了六成以上，军委委员换了七成以上。所以，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执掌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我称之为开启了我国常人政治的时代。
　　回顾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共召开过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抗战胜利后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的七大，到建国后第七年1956年召开执政后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相隔了11年时间。从八大到文革中1969年召开的九大，中间又相隔了13年。中共作为大国的执政党，全国党代会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反映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党的九大到十大（1973年）只相隔四年，党的十大到十一大（1977年）也是四年，都是因为重大政治事件（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而提前召开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我们党才按党章规定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走上正轨。从1982年召开十二大，到今年召开的十八大，基本都是五年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
　　纵观我们党执政以来召开的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以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八大，这五次党代会具有比较重要的特点而确立它的鲜明历史地位。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沿用到今天），提出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正确路线，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方针，在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扬党内民主，开启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但好景不长，受1956年底国际形势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影响，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起了变化，错误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背离了八大的路线方针。1957年由党的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就开始了二十年“左”的统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都是在毛泽东主席主政的伟人政治时代发生的。
　　党的十二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基础上，正确总结了从八大以来正反两方面重大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十二大以后六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题目都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主调不变。这就开启了邓小平同志主政的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专章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党政分开、信息公开、民主对话等具体改革要求，提出“政府主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改革方向。十三大还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行中央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差额选举（邓力群与朱厚泽被差额落选），应当说是发扬党内民主比较好的一次党代会。
　　党的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全国兴起第二次解放思想热潮，突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在重要历史关头把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下召开的。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启了老一代领导集体向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交接班的先例。这两件大事确立了十四大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此，开启了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相继主政的后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转型期陷阱”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时，机遇与挑战交织，改革与发展难度加大，利益博弈错综复杂，如何重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攻坚克难重启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又要开创新老交替新规范，所以引起全世界瞩目。
　　我们党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变过程。大体可以说，毛泽东主政的27年（1949－1976）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主政的11年（1978－1989）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主政的13年（1989－2002）和胡锦涛主政的10年（2002－2012），进入了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时代。
　　在伟人政治时代，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党的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被伟人一句话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接班人刘少奇到九大就被打倒了。而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到十大就被打倒了。而十大确立的接班人王洪文，到十一大就被抓起来了。华国锋主席短期主政属后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同志评价他没有提出自己的东西，基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也搞一点个人崇拜，党的十一大会场挂双领袖像（十一大前党代会会场只挂毛主席像，十一大以后就都不挂领袖像了）。
　　到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有了一定制约，出现上世纪80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有次陈云同志在赵紫阳面前抱怨为什么不开会时，赵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与小平同志什么时候定下开会就什么时候开。总书记变成大秘书长一个，这就是强人政治时代的特有现象。因此我们看到，在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斗争是一个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被拉下来了。对这样一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领导核心”的说法，说毛主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而江泽民同志是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有没有第四代领导核心？他没有说，邓过世后，胡锦涛同志就不便再称自己是“领导核心”了。“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特定专用名词，这个说法没有形成党的专门决议，也没有写入党章。这样，就出现一个难题，难道说中共历史就只有三代领导核心吗？而领导核心，与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的权力？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只有等待党的以后历史决议解释了。
　　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稳定下来了，不会走马灯一样变换了。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个能够顺利接班的。但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都受到政治老人的制约。有的制约是正确的，如20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有些制约不利于新领导集体的主动担当，如军委主席延期交班。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党的十五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问题；党的十七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问题；党的十八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问题。而且，他们都是以刑事犯罪被处理的。
　　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这种现象对执政党的科学化建设究竟有何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党对伟人政治时代的路线斗争历史经验，初步进行了总结（1981年通过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而对强人政治时代和后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斗争现象，却没有作出过总结。而十八大前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薄熙来事件，十八大上却没有一个代表发出声音，为什么会产生薄熙来案件？有什么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反映了执政党建设中什么样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中央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根本性问题，恰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应当解决的问题，怎么能回避呢？
　　
　　二、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新特点、新思维
　　
　　十八大开启了我们党进入常人政治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有哪些主要特点？
　　（一）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不是哪个人指定或由哪个人事安排小组安排出来的。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在2007年酝酿党的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总书记就采用了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大军区正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民主推荐会，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作为这种民主选举倡导者之一的曾庆红同志，为这次党内民主选举的成功，感到特别高兴和鼓舞，坚决表示自己在十七大上从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从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交替带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规矩，就是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七上八下”的标准（六十八岁的退下，六十七岁可以上）。今年5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主持党内高级干部推选十八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预备人选。规定政治局推选10人，常委推选5人。这次不像十七大那么简单，中间经过多次反复，这也是进入常人政治时代的一个特点。
　　（二）集体领导体制、民主工作作风、依法依规办事，将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不仅当选党的总书记，同时当选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交接班中，第一次同时接受党与军队的最高权力。这就结束了老人干政的历史。这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使常人政治时代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多讲老百姓关心的事，显示出个性特点。此外，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决定单独为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委委员、二炮司令魏凤和一个人，举行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显示他的军委主席的魄力，不循规蹈矩的硬朗作风。近日，政治局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告别。
　　（四）新一届领导人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主导，常委会成员的出身与背景、生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以前领导人有较大差别。他们参加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亲身体验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与军事强人出身和以理工科、工程师背景的前领导不同，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他们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将会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此外，他们访问过很多国家，他们的世界眼光比较宽广。开放的心态更为强烈。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不仅工作上得到磨炼，积累经验，更与改革开放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改革开放理想色彩更强烈，更懂得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央作的，主要总结十七届中央的工作。而主持起草的小组组长却是习近平同志。我们也可以在政治报告中品味出新领导人不同于以前领导人的一些新思维。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又有切割性的表述。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近年来有些理论家起劲鼓吹毛泽东早就已经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毛是一直在探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发展道路，晚年犯下严重错误，与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是两回事，十七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含糊地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一起阐述，这就混淆了两者的关系。这次定位比较明确，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十八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也做出了不同的评价。“革命”和“改造”时期的成就，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建设”时期的成就表述为，“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共 3 页： 1 2 3

进入 周瑞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Warning: Invalid argument supplied for foreach() in /home2/huangjy/yypl/ww2/data/detail.php on line 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