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彭德怀的文化素养

彭劲秀：彭德怀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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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劲秀  

　　
　　彭德怀曾说自己“是个‘李逵’式的粗鲁人”、“粗人”，事实并非如此。
　　彭德怀幼时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只读过两年私塾，后为生计所迫而失学，做过牧童、煤矿工和修堤劳工。17岁投身军伍后，枪林弹雨，戎马半生。他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大门，但他却与那些不爱学习的所谓“大老粗”完全不同。由于他酷爱学习，勤于读书，所以，他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字功力，这位性情刚直的彭大将军在文字上精雕细刻、审慎斟酌的佳话很多，令人钦佩。
　　
　　“不得违误”的用与不用
　　
　　1947年，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部队有2个纵队，6个旅，16个团，共2．6万人。
　　这是一支经过整编重新组建的部队，彭德怀对所属的纵队、旅、团干部都比较陌生，而且这6个旅没有在一起进行过协同大兵团作战，彼此不太了解，加之当时弹药奇缺，3月间，西华池战斗抗击敌军进攻延安后的枪弹消耗一直未能得到及时、充足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针对部队是刚刚整合起来的野战兵团，必须强调纪律，突出军令的严肃性，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才能取得胜利。
　　为此，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首战青化砭，又战大、小寨，再战羊马河。在三次均投入6个旅的战斗中，所有下达给各纵队各旅的战斗命令均在末尾写有：“务于某日某时到达某地，不得有误”、“某日某时发起攻击，不得延误”、“坚决阻击敌军前进，保障主力歼敌，不得违误”等字样。在青化砭伏击战中，经107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敌第三十一旅2900余人，俘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团长谢养民等。4月14日，我军集中4个旅激战4小时，在羊马河歼敌第一三五旅，活捉敌旅长麦宗禹。
　　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军开始和胡（宗南）军作战时，因我军系由各单位新组成，思想不一致，我在每个命令上都附署一句‘不得违误’。但在羊马河作战后，部队的信心建立起来了，所以就不要这一句话了。如再用这一句话，就会妨碍大家的机动性和积极性。这些问题，领导人在时间和分寸上都要掌握好。”
　　
　　总结工作反对自称“经验”
　　
　　在西北战场上，每当一场战斗结束后，野战军各级司令部在总结报告文稿中常有“几点经验：一、二、三……”等字样。这实际上是一种骄傲自满的表现。彭德怀看到后总是严肃地提出批评：“什么经验！仅仅是一次自己一点不成熟的初步感觉，就说成是‘经验’，这不但误了自己，也可能误别人。你不用‘经验’二字，那可使别人有思考余地。只供人家参考，误不了大事。”
　　彭德怀认为：“什么是经验？它必须是千百件事反复证明准确之后的真理，不然就是狭隘的经验主义。”
　　彭德怀反对别人自称“经验”，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如1948年1月11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彭德怀主持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做《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就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以来西北野战军进行的12次大规模战斗，在认真总结得失成败时，他综合归纳了“四点认识”，而不是“四点经验”，充分体现了彭德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
　　
　　修改《国际歌》中文歌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于10月8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把他安排在志愿军司令部做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
　　一天，彭德怀看见毛岸英手里捧着一本书，嘴里哼着歌曲，于是问：“岸英，你究竟在看书还是在唱歌？”毛岸英说：“彭总，我是在研究《国际歌》，有些歌词中文翻译得不准确。”彭德怀笑着说““你小子，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改《国际歌》！”毛岸英说：“我觉得‘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罪人’译得不带劲，也不准确。还有那句‘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这不是把自己说扁了吗？我觉得把‘罪人’改成‘苦人’比较好。”彭德怀说：“改成‘受苦人’更顺口。”毛岸英接着说：“‘我们一钱不值’这句翻译过来，是‘我们一点财产也没有’，唱起来太拗口。”彭德怀说：“‘没有财产’不如改成‘一无所有’。”
　　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译文重新修订时，根据全国许多类似毛岸英、彭德怀提出的意见，将《国际歌》中文歌词中“全世界的罪人”改为“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改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彭德怀的意见被采纳。
　　
　　不宜轻易发布“动员令”
　　
　　1954年7月22日下午，《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经电话联系后，带着铅印的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清样稿来到中南海永福堂彭德怀的住处，说：“明天见报，要连夜排版。新华社还要译出外文播出。首长审阅修改后要赶快拿回去急办！”
　　按正常工作程序，一般情况下应先由军事秘书看一遍稿件，尽可能提点供参考的意见以备咨询。但在连云山催促下，军事秘书来不及细看，就送彭德怀审阅。半个多小时后，彭德怀要军事秘书去取稿：告诉他“可拿回去发表。”样稿上有几处已用铅笔修改过。军事秘书还没有逐一细看，连云山就催促说：“首长审完了，要赶快回去办理，交给我吧！”说着就拿着文稿匆忙骑自行车返回王府井报社。
　　随后，彭德怀问军事秘书：“社论修改的地方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军事秘书说：“报社的同志急于拿回去连夜排版，我未细看。”彭德怀说：“我改了几处，其中末尾处原稿写着‘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我把‘动员起来’划掉，改用‘一致努力’，又划掉后面‘努力’两字。这样改一下，是因为按世界各国惯例，只有在国会通过对外宣战议案后，才可在全国下达动员令，或者国家遭受重大灾祸进入紧急状态时下令局部动员。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不能轻易号召动员起来。当前中国的中心工作是进行五年经济建设，至于解放台湾，主要是政治上、外交上广造舆论，使全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下不可懈怠。从军事工作上看，台湾海峡的斗争是长期的，只是军事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全力以赴，全军的中心工作是训练。”
　　7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彭德怀审定后的这篇社论。
　　
　　对苏联的援助划掉“无私”两字
　　
　　彭德怀于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在审阅军队内部文稿文件时，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之类的字样时，总是把“无私”二字划掉。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的特殊状况，彭德怀也不作任何解释。直到50年代后期，人们才对彭德怀为什么划掉“无私”二字有所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中，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订立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国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开始5年经济建设进程中，苏联确实提供了武器、贷款、工厂设备，派遣顾问专家，转让技术资料等支持和援助。但是，苏联提供的物资、贷款和技术资料，都不是无偿的。中国要用“外贸现汇付款或付贷款利息，而且按国际惯例并不怎么‘优惠’，甚至有苛刻之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有些是国际先进水平的，如米格—15歼击机、伊尔—28轻型轰炸机。但如米格—9歼击机、图—4活塞式重型轰炸机和大部分陆、海军武器，则是苏联军队换装下来的淘汰品，具有推销旧军火的成份。”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苏联武器曾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但使彭德怀深有感触的是，苏联出于利己主义考虑，在志愿军出国时，虽答应先提供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但却不肯提供40型步兵反坦克火箭筒。”由于志愿军缺乏反坦克火器，致使战争受到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后，美军败退到“三八线”上。美国好战分子狂妄叫嚣，要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气氛之下，苏联于1951年1月2日通过驻日本东京军事代表团向美国表示：苏联没有军事人员在朝鲜作战，今后也不会有。但如美军越过苏联边界，苏军将全力投入战斗。显然，苏联对美国可能向中国领土的军事行动有意回避，违反了中苏同盟条约。
　　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也曾坦率地说过，苏联援助不是“无私”的。所以，彭德怀在苏联援助问题上划掉“无私”二字是实事求是、有根有据的。但是，在当时把苏联奉为“老大哥”的历史背景下，对苏联稍有质疑都有可能招致横祸。彭德怀敢于划掉“无私”二字，没有非常的政治勇气和牺牲精神是做不到的。
　　
　　把“大跃进”改为“大发展”
　　
　　人所共知，1958年是中国的“大跃进”之年。“大跃进”是“三面红旗”之一，谁对“大跃进”稍有微词，就有给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大帽子的危险。
　　然而，彭德怀不顾忌这些。2月18日，《解放军报》刊载了由彭德怀审定的《元帅与士兵的愿望》一文。这篇文章原稿中，有多处提到各条战线上已兴起的“大跃进”，彭德怀在审阅时，把“大跃进”均改为“大发展”。
　　彭德怀为什么要将“大跃进”改为“大发展”？因为彭德怀认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中，量与质互变的体现，是量的积累、渐进过程的中断而产生质变的飞跃。因此，“跃进”与“飞跃”涵义相近似。在彭德怀看来，中国工农业建设和生产力的提高日益加速，但仍是量的积累发展过程，还远未达到质的飞跃。
　　但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思想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其中有：“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1958年春节过后，中共中央又于3月3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再次强调“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3月9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除继续批判“反冒进”外，中心议题是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将“总路线”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
　　红旗”。当时，全国党内外从上到下不知有多少干部仅仅因为提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政治帽子，乃至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轻则批斗，撤职，重则开除、关押、判刑。
　　在接二连三的压力下，彭德怀也曾为自己思想落后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但11月到西北甘肃视察后他开始产生疑虑，12月深入到湖南农村调查后，现实情况更促使他思想上苦闷不安，导致他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因万言书获罪。
　　
　　“不懂就问书本”
　　
　　彭德怀求知欲强，酷爱读书，他曾对通讯员说：“没有文化干什么都难，等于睁眼瞎。我们天天打仗，不懂的事问不到先生，只有想办法多读些书，不懂就问书本。”
　　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彭德怀的主要精力当然都要用在指挥打仗上。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忘读书、学习，总是将搜罗到的军事、政治、历史书籍随身带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间隙阅读，并形成习惯。
　　1959年，彭德怀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遭到不公正批判，被罢官后即从中南海搬到京郊吴家花园居住。搬家时，他对工作人员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但书一本也不能丢！”他让工作人员上交了元帅礼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但20多箱书籍都随身带去。彭德怀赋闲吴家花园的这段日子，虽然心情沉重，精神苦闷，但他利用这段时间，读了不少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德怀受到残酷的迫害，被人从成都揪回北京批斗。当工作人员问他还有什么嘱咐时，他感慨地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就是惦记我那些书……”。彭德怀即使身陷囹圄，仍坚持读书，还常写信给侄女让她在外面代购书籍。书籍成为陪伴彭德怀终生的朋友。
　　
　　彭德怀与作家的文字情缘
　　
　　彭德怀早年由于家贫而失学，但他一生始终重视文化，尊重文化人。他经常说：“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在他的头脑里，“孔夫子”就是“书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1943年5月，抗日战争期间，已被调到了中共北方局党校调研室工作的作家赵树理，通过深入生活和调查研究，酝酿写作小说《小二黑结婚》。完稿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嘲讽和反对，说这样的通俗文艺作品“太土”。于是，在稿子交给太行区新华书店出版印行时，被压了下来。
　　北方局党校的杨献珍将赵树理的书稿交给时任副总司令彭德怀，彭德怀看后很满意。面对有些人《小二黑结婚》的嘲讽和非议，彭德怀毫不犹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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