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简单比较或断然否定。

而但凡一个愿意积极面对生活的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或不愿离开某个特定环境,而这个环境中又存在着令他不满或不安的因素时。他所想的,必然是对现行秩序的进行反抗。这种反抗的必要性,不取决于其反抗的力度与结果。它或许只隐藏在一句粗口、一丝冷笑、一个不自然的抽搐表情之下,也可能爆发于流血千里、撼天动地的革命恐怖之中。这种反抗甚至不需要什么异乎寻常的勇气,因为它根植于人美好的欲望之中。

只有那些对生命和人类智慧的珍贵,毫无意识的人,才会干坐着等待毁灭和腐坏。

在诸多反对者的口中,宪政已然被误读为于民主,而民主又或多或少要戕害私有产权(如法国),阻碍经济繁荣,因此对于南方喊出的宪政口号,他们心怀恐惧。然而所谓宪政者,其核心正是在于对权力的限制,无论此种权力是来自于僭夺专制或民主民选。即便是那些热衷于平等与公正的自由主义者们,也不得不承认,人的某些权利,是不可通过民主投票而丧失的。

退一步而言,今天的中国离民主尚有十万八千里,似乎应该安全得很,然而环顾国内,对私有产权的戕害何时又何曾停止过?肉食者丧心病狂的掠夺何处不可见?沧州、衡水的税务机关以“钓鱼岛开战”为由,向小企业征收过头税时,是何等随意。国家邮政局兴之所至,贪欲上脑,向快递公司征缴服务基金的时候,又何曾考虑过保护私产。大量设置市场准入门槛,扶植国企央企与民争利的时候,经济繁荣又在哪里?

至于那些没跑成路的,又忧心于将来民主对戕害产权的人,与其跟着现政府反对南周,实不如早早地普及正确的自由观、产权观。

也有人持着动机论,认为参与事件的人莫不抱着自利的目的。我想说,但凡是有意识的人的行为,无不出于自利目的。有所差别的,只不过是此人脑中主观效用的不同罢了。我们可以随便从一个工人领袖口中听来这样的话——

“你以为资本家努力经营,是为了让你们工人过得更好吗?那都是为了他自己。”

所以呢?资本家都破产才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人习惯于把政治想象得过于美好,将道德期许寄托于这些政客和街头领袖,进而要求其必须具有悲天悯人、大公无私的完美人格。这诚然是幼稚的,但不足以构成我们反对这些人的理由。因为,就算出于自利目的又如何呢?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我看不出这之中有任何不妥。即便这些街头领袖都抱着要当首任总统的野心,只要他们的行为对自由能有所助力,这飘渺而遥远的野心,又有什么害处?

况且人的具体动机是不可考的,任一个人在做某一行为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是什么,we never know。如果我们在任何行为之前,都要以动机论先行的话,那么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很难从历史上挑出一个,不被人质疑动机的政治人物,无论他最终成功或失败。政客也罢,街头领袖也罢,就让他们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竞争去吧,我们乐观其成。

至于净化人心的任务,还是交给宗教去做吧。

还有些人,只想闷声发大财,踏踏实实地赚钱过日子,这很好,没有任何可非难之处。每个人的追求不同,而这追求本身(在不戕害他人的前提下),并不会天然地有一把尺子来丈量,谁更好些,谁更坏些。我们不该武断地讲,一个高喊“民主宪政”街头领袖就比一个只想安心赚钱的企业家更有追求。因为这追求的价值,只存在于个人的主观判断中。

然而,中国目前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舆论氛围。口中念着“闷声发大财”或“闷声做学问”的人往往并不“闷声”,反倒肆意嘲笑那些热衷于社会运动和公共事务的人,不惮以恶毒的语言贬低后者的追求。我只能将此种现象视作一种简单的情绪宣泄,或者无聊时的自我消遣。除此之外,不具有任何意义。

社会运动和公共事务的热衷者,并非不能臧否。而是,如果仅以其所投身的事务本身作为依据,那么所有的批评不过是等同于“你居然喜欢吃甜豆腐脑,甜豆腐脑多难吃啊”这样的胡诌而已。

因此,在诟病南周抵抗一事上,无论是产权论还动机论,都不能成为合乎逻辑的理由。我以为,许多诟病不过是一种长期以来对南周的偏见而已。有偏见不要紧,对南周有偏见并不奇怪。但是要坦率地承认,而不是拿产权和动机说事。

而于我看来,在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每个领导人都是杰出理论家的政府治下,这样一个能有点自由倾向的媒体,终究是很难得的。虽然这种倾向中糅杂了很多不该属于媒体的煽情,逻辑和叙事上也出现过一些错误。

他们,以及许多国内媒体人,确实在这个糟糕的环境里,背负着风险,一点一点地扩宽了自由言说的边界。既然自由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么这样看似不足道的反抗,也不该是全无意义的。至少,那些正在闷声发大财的人,可以少一些担心,不至于被突然空降的封疆大吏打成黑社会,而无人为其哀鸣。

故而,我本人,旗帜鲜明地支持南方周末。如果,这就足以成为“民小”,那就放心大胆地接过这顶帽子。无论将其抛来的是纯粹的犬儒还是自由的悲观者。

末了,想起近来还有一件可喜的事,那就是有五十余年历史的劳教制度终于被暂停了。这无疑是中国法治的进步,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由此得到了更多保障,这确实是自《收容遣送条例》废止之后最大的可喜之事。至少,访民和异议者们可得到些许安心了。无疑,这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若干年来,张千帆等法学家的多次呼吁,于建嵘、许志永等社会运动者的奔走,许多律师一个个案子的努力,包括南周在内的无数媒体人的穷追猛打,这众多的反抗的合力,终于将这一恶法逼到了尽头。

谁能说这反抗是无效的呢?

马克思曾断言,统治阶级从不会自愿放弃权力。对此,自由主义者罗斯巴德是赞同的——这是历史的规律。

nanzhou

(采编:麦静;责编: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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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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