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有:三个中国——有感于何清涟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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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有  

  
  今天在美国之音看到何清涟的一篇文章《零和博弈:现存利益结构的必然结局》,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种零和博弈状态,是赢者通吃的丛林状态。这种丛林状态在中国的表现是:上层只想着掠夺钱财及放纵性欲;下层则成天梦想打土豪分田地;中间阶层既害怕社会底层因无路可走而酿成暴力革命,因此希望上层改革。但又害怕失去中共政权之后,社会陷入无秩序状态,因此极力反对暴力革命,成了两头受挤压的夹心阶层。
  
  这段话很是让我感慨,如今的中国社会竟已“撕裂”成这般,在这种撕裂格局下,再来谈什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这些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已是显得相当可笑,至少这些话语只有在一致对外的时候才有那么一点合法性,——可就算是在一致对外的时候,难道这样三个阶层的付出与所得可能是等同的么?
  我惊讶于中国何以为中国,这分明是有着三个中国:权贵的中国、中层的中国、底层的中国。在我们的公共意识形态话语里,却主要由两个中国统治着,权贵的和中层的。“权贵的中国”出现在一系列当局控制下的意识形态读本里,出现在各种官方的媒体、教材、公共舆论系统里。而“中层的中国”则是以许许多多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民间的经济精英为代表进行的各种普世价值言说。至于“底层的中国”,却是沉默的,始终被代表的,权贵的和中层的两个中国都宣称它们各自的社会方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底层的利益,甚至有些人更是恬不知耻地说自己就是在为底层说话、为底层牺牲。
  也确实,因为前两个中国对于底层的争取、恐吓、瞒与骗,底层的中国再度分裂成两个,分别作为前两个中国的附属国。一个底层仍然寄希望于高层,寄希望于他们的种种政策,甚至有些人就认为,党国的政策从来就没有不好过,一向都是为他们着想的。他们或许对自己的生活有种种抱怨,但对于整个国家社会却已是“知足常乐”。另一个底层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现在的许多年轻网民,他们相信公知们的种种言说,相信所谓的宪政民主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可以去南周献花,可以在微薄上笑侃党国,不过最多的却是在不停“转发”罢了。
  底层缺少自己的话语权,缺少自己真正的代言人,所以他们无法形成自己的意识,他们现在还是“自在阶级”,还没有完成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倒是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被忽悠成了“自慰阶级”。我想说的是,中层的宪政民主其实改变不了多少当下底层的现实命运。权贵的肆意掠夺,掠夺的对象说到底主要是那些有产阶级,而不是那些一无所有的底层。底层的窘迫更多的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他们缺乏知识、缺乏技术、缺乏机会,当局政治改革后造成的阶层流通途径主要还是向中层开放,底层的这一两代人永远无法避免再生产的命运。——那又靠什么来改变他们的命运呢?
  改良若死,革命又如何呢?革命对于底层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它应不应该,而是它可不可能。我也觉得,在现代国家里,又何况是在这样一个一盘散沙的“沙聚之邦”,要进行传统的革命已经绝无可能,但革命之不可能并不意味着革命不具有“合法性”。革命,或者直白了说就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对于底层来说难道不是应该的、合法的么?
  一直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在宣扬“革命恐怖论”,仿佛革命除了给人一个崇高理想的自慰之外,就只能造就一些暴民和暴君,可是他们论证的逻辑,却是那么粗劣,这种带着既有保守的观点去归纳历史得出来的结论本身就甚为可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面进行的一种利益分析,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因为底层原本就是一无所有,只有激烈的社会动荡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命运,否则,无论是一潭死水的既定格局还是所谓的宪政民主改良,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被禁锢在最底部,永无出头之日。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与其被你们统治,不如让我们统治你们,以暴易暴,以独裁易独裁,又有何不可呢?至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
  ——怕就怕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也就是“革命”无望之后,底层陷入了自发的无组织的恐怖主义,以种种暴力针对社会中的无辜群体,只为泄愤。改良若死,革命无望,这样的事情就只好越来越多。
  
  20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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