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权力的困境

杜君立：权力的困境

进入专题： 权力困境   
● 杜君立 （进入专栏）  

　　
　　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知识和逻辑是人类发明的，其中永远隔有一堵神秘的无知之幕。 ——袁剑
　　
　　
　　传说，在上帝造人之后，人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后来人们为了抵御各种外来的风险，自己创造了一个利维坦，创造了一个能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庞然大物——政府，但政府这个利维坦有双面的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所以，就有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一说。
　　2012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讲话,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反腐机制。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给权力明确提出了“制度的笼子”,这个笼子便是对一切权力的约束。“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习近平这此次讲话可以被理解为之前关于“宪法”的一种细化和延伸。在不久前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他说“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对沉疴遍地的当下中国来说，失控权力已经完全沦为作恶的工具，这绝不仅仅是腐败的问题。只有认真面对权力这只怪兽，直面法律和宪政的荒芜，才有可能使中国真正跳出2000多年积重难返的“权力困境”。
　　
　　一
　　
　　《商君书》中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汉帝国崩溃以后，司马父子篡魏，如同当初曹氏父子篡汉。此后，东晋、宋、齐、梁、陈五朝，都是由大将当权，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逼宫、篡位的。一篡五朝，历数百年，历史惊人地相似。由暴力和阴谋的篡夺而来的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最为黑暗的时代。世族豪门权贵以恐怖高压来维持统治，不仅民众沦为刀俎上的鱼肉，而且士大夫阶层也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苏轼的《读晋史》一诗说：“沧海横流血作津，犬羊角出竞称真。中原岂是无豪杰，天遣群雄杀晋人。”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也标志着中国第一次犬儒主义高潮。这些愤世嫉俗的文人放浪形骸，沉醉不醒，试图摆脱压抑的现实。《三国演义》中，祢衡脱光衣服击鼓骂曹绝非空穴来风。刘伶酒后就不穿衣服，被别人看见，他就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世说新语•容止》）“?”就是“裆”。
　　《晋书》中记载：“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喜欢裸体的阮籍常将官场比作人的裤裆，将聚于其间追名逐利的官吏比作虱子和跳蚤。他说，这些虱蚤隐藏苟且于裤裆的夹缝之中，自以为找到谋生与发达之路，将自己一生用于在裆里打转转，机关算尽，委曲求全。一旦“裆”失火，则坐以待毙，连逃生处都没有。
　　竹林七贤相聚的时候，经常一起喝酒唱歌。所谓唱歌，其实就是学驴叫，而阮籍学得最像。所谓喝酒，其实还有一群猪参加。“竹林七贤”与那个住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一样，都是反体制的。嵇康靠打铁为生，吕安为人灌园，他们都拒绝加入体制去做官，结果被司马氏诛杀。
　　第欧根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身体力行——他决心象一条狗一样地生活下去，这就是犬儒主义。
　　据说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慕名来拜访第欧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在木桶里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第欧根尼。”亚历山大的这句话后来被罗斯福改为：“如果我不做总统，我愿意做广告人。”正如总统与广告人是两回事，亚历山大与第欧根尼象征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生活方式：前者追逐权力，而后者放弃权力（权利）。
　　
　　二
　　
　　第欧根尼时代，东方的中国游士遍地，文才武功灿若星空，孔子孟子苏秦张仪毛遂荆轲们如过江之鲫，圣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权力的威胁已经越来越严重，老子提醒人们：“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到了李斯时代，中国已经完全沦为一个权力社会——“己所欲施于人”之“施”就是权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加”就是权力。
　　李斯依靠文字为生，是一个刀笔小吏。他不认为人应该“像狗一样活下去”，他认为人应该像老鼠一样活下去：“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厕所里的老鼠以粪便为生，整天担惊害怕，而官仓里的老鼠养尊处优脑满肠肥，心安理得得根本不像个小偷。他对老师荀子感叹道：“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意思是说，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
　　李斯后来果然成为秦国官仓里的权力之鼠，他为秦始皇献计献策，倡议焚书坑儒等等，一时权高位重炙手可热。直到有一天，李斯一家走在去刑场的路上，那时的李斯对儿子感叹说：“我再想和你去东门牵黄犬逐狡兔还行吗？”这只官鼠临死竟然羡慕起厕鼠来。
　　对秦始皇来说，赵高与李斯堪称青龙和白虎，如同毛万岁时代的康生与郭沫若，他们不仅都是书法家，而且都是一时无两的权力象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什么是权力？指鹿为马就是权力。当鹿遇见权力时它就是变成了马。
　　这一段故事几乎与2000多年后的《皇帝新装》有异曲同工之妙：众人都相信了眼前的鹿是一匹马，以至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皇帝因此开始斋戒悔过——上天惩罚他将马看成了鹿。在这段典故中，权力如同一种魔鬼的幻术，它不仅改变人的行为，更可怕的是，权力竟然可以改变人的思想。
　　鹿并不是权力的化身，赵高才是。赵高杀皇帝的时候，侍从们几乎都逃跑了。皇帝指责一个没跑的宦者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宦者道：“正因为我以前没有说才能活到今天。”在赵高的刀剑下，这个秦始皇的儿子哀求道：“我做一个小小的万户侯可以么？”被拒绝；他又哀求道：“我情愿做一名普通老百姓可以么？”仍然被拒绝。秦始皇的家业就这样完蛋了，5天后赵高也完蛋了，赵高的三族为赵高陪葬。
　　商鞅创造了贯穿中国2000多年专制统治的户籍禁锢制度。皇帝更替后，商鞅逃亡，竟没有一处敢收留这个始作俑者。因为“商君有令，任何人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否则主人也要连坐。”商鞅被捕后在咸阳车裂——这条刑法也是他发明的。历史就是这样充满嘲讽。
　　
　　三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说过：“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政治营造了一个诡异的权力社会，或者说，这是一个从上向下扇耳光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的一部分。这好比树上的猴子，下面的忍受上面的屁股，上面的忍受更上面的屁股，层层叠叠。这种社会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瓷国，看起来一切都坚硬无比，但其实脆弱不堪，轻轻一碰就成为一盘散沙。这好比叠扑克塔，到了一定阶段，稍有风吹草动就突然崩溃。覆巢之下无完卵，所有的人都成为殉葬者。
　　在汉帝国崩溃之时，90%的汉人在这场崩溃中死去，随之而来的“五胡乱华”几致汉文明灭绝，从此以后中国仅仅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再是民族概念。此后将近2000年间，至少有一多半时间里，作为人口主体的汉人和牲畜一样只是活在中国的奴隶。
　　权力社会如同大压小的扑克牌游戏，权力是唯一的社会规则和尺度，每个人都受到权力的支持或支配。权力常常体现为一种合法伤害权，要么是伤害者，要么是被受害者。一个人在某种时间某种空间是伤害者，但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却是被伤害者，这里没有公平恒定的规则和尺度。在中国历史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对任何达官显贵生杀予夺，但他仍不能避免杀身之祸。即使铁腕如慈禧，亦不能逃避死后抛尸。
　　权力（power）与力量（force）是同义词。它是在物质、社会和观念这三个层面上运作的。权力总是意味着不平等，因为权力总是“宰制性”和“非对称性”的。所谓“宰制性”和“非对称性”，汤普森是这样界定的：“当既定的权力关系处于系统性非对称状态时，就可以把这种状态描述为宰治之一种。当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以一种持久的方式被赋予权力，而且在以这种方式阻止（或者在某个重要程度上不允许）其他人或团体接近这一权力时，无论进行这种阻止时基于何种基础，权力关系都是‘系统性非对称’的。”
　　权力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弱者只有任人宰割的境遇。这里没有永远的强者，任何强者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或者说，在一个权力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弱者，大家都是权力的人质，随时都会被权力撕票。权力制造了一个被恐怖笼罩的社会，每个人心中都满怀恐惧，灾祸随时会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孙立平说：“我们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其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
　　
　　四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在《法治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权力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弱势陷阱，任何人一旦进入权力社会，那么他也就踏入了权力困境，总有一天会沦为权力的牺牲品。从权力金字塔的最高权力者到金字塔底层的芸芸大众，在这个权力困境中，没有人不是弱者。从物质上看，中国人获得天堂地狱般分明；但从精神上，大家都一样没有未来。
　　在举世无双的强大秦帝国中，商鞅是弱者，韩非是弱者，李斯是弱者，赵高是弱者，子婴是弱者。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那么毛万岁就是中国最后一个“万岁”。刘少奇当年祈求让自己下乡去做一农民而不得，权倾天下的林彪竟落得死无葬身之地，毛万岁何等强梁亦不能荫护自己的遗孀。
　　爱因斯坦说过：“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权力社会制造了弱势陷阱，也制造了弱者心态。委曲求全和小人得志是权力社会的两种极端表现。权力的多变和脆弱使权力更加具有侵犯性和随意性，任何人在权力面前都毫无抵抗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或者说，权力使所有人都沦为弱者，这就是弱势陷阱。
　　30年前，随着毛万岁的生理死亡，中国从一人独裁的权力社会走向社团专制的权力社会，社团成为凌驾于社会、国家和法律之上的哥斯拉。社团不仅成为权力的来源和象征，而且也是财富的出处和归宿。任何社团以外的民众都沦落为权力的对象，“被”一度成为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真实感受。在社团控制下的权力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社团成员，面对法律的无助无奈，常常顾影自怜，喊出“弱势”的悲鸣。
　　在这种“权力困境”中，数亿农民无疑处于最底层，而社团以外和体制以外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也逐渐加入进来，富士康跳楼者标志着大学生群体的沉沦，杀童事件警示了弱者与弱者之间的相残。正如鲁迅所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在中国2000多年来的权力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被权力伤害的弱者，而弱者唯一的救赎只能是权力，所以上访和太监一样，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特色。上访的拯救机理在于以皇帝的独裁权力压制官吏的专制权力，即以权力拯救来对抗权力伤害。当下中国已经使上访制度严重失效，因为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力已经不存在。社团化的专制权力不可能产生自我的约束和自我惩罚，这是权力的本性。
　　弱势不是财富的贫穷，而是权力的羸弱，或者说权利的匮乏。面对权力的伤害，一个无能为力得不到任何拯救的人就是“弱势”。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没有人不是弱势，因为大家都处于一个巨大的“权力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五
　　
　　孟德斯鸠将人类社会分为理性-法治社会和暴力-权力社会，很不幸，中国属于后者。中国人最崇拜的是权力而不是智慧，支配社会的不是法律而是暴力支撑的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共 2 页： 1 2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力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