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

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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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继绳  

　　
　　孙怒涛是我在清华的同学，我们都是1966届的，都因文革延迟分配，因而共同经历了清华文革的全过程。如今，我和老孙都退休了，在百年校庆上相会。不久，他就发来了《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写的他在文革中的经历，让我读后写点东西。读了这本著作的初稿，产生一些想法，写出来和大家交流。
　　
　　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最后毛泽东还是采取刘少奇的办法解决清华问题。
　　毛没有直接管清华的文革，是通过周恩来、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来贯彻他的意图。中央机关一些人，也根据自己探测的毛泽东的意图，把清华学生当枪手。阮铭就是一例。
　　8月19日，唐伟、吴栋、陈育延贴出《王光美是［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当时有同学对我说：“快去看唐伟他们的大字报！你曾贴过王光美的大字报，要不要再写一张帮唐伟添把劲？”
　　我看了唐伟他们的大字报，感到很震惊：我的大字报说王光美“定调子”，是我亲耳听到的，她当政治“大扒手”我怎么能知道？当时我不知道唐伟哪里来的这股勇气。2009年我向唐伟提出了这个问题。唐伟回答说：是阮铭让我们写的。写完后我们还不敢贴，放了几天，还是阮铭鼓励我们贴出去的。当时阮铭是中宣部的一名干部，可能他得知毛要打倒刘少奇的意图，就让学生们冲在前面。文革后，阮铭发表了很多文字，可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刘少奇与清华文革
　　
　　刘少奇最先插手清华文革。他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最早贴出反对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如果不是从自己家里摸了底，我想他们是没有这个胆量的。陈继芳描述了她亲历的过程：
　　有一天，刘涛、贺鹏飞来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楼一个房间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人。那是一次神秘的会议，就像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党开会一样–一样的通知形式，一样的召开方法，李黎风（李井泉之子）激动地宣布：“清华大学校党委是修正主义的！蒋南翔是黑帮，我们要重炮猛轰！”还说：“前一阶段，大家站稳了立场，你们都是清华的左派，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党中央支持你们！”刘涛说：“党中央感谢你们！党中央要清华左派组织起来！”她的话使我们万分激动，由于是秘密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低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次会议上，我还结识了乔宗淮（乔冠华之子）、胡劲波（胡克实之子）等高干子弟。（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2001年自印本，第22页）
　　当时的中央已经是“两头蛇”（中央是“两头蛇”是毛泽东说的。陶铸、叶剑英在不同场合都向邱会作谈到这个说法。见《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34页），一个头是毛泽东，一个头是刘少奇。刘涛说的“党中央”显然是刘少奇主持工作的“党中央”。
　　根据刘少奇的指导思想，1966年6月8日，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陆续进驻清华大学，工作组一进校就罢免了学校的全部官员，完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刘少奇直接过问清华的文革，派他夫人王光美当工作组的顾问。正像中央文革小组对江青唯命是从一样，清华工作组在王光美面前当然也是唯命是从的。王光美来清华时，一位目击者有一段描述：
　　6月的一天，自9樊程在主楼前值班巡逻，一辆轿车停在校门外公路边，一位身着中山服、个子高挑的中年女干部，骑上后备箱中搬出来的自行车，从主楼前骑进入清华。这个女干部就是工作组顾问王光美。（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记忆》第86期）
　　王光美一脚踏进清华，就惹下了决定她和刘少奇命运的大麻烦。
　　我一直无缘见到王光美。孙怒涛描述了他亲眼看到王光美的情景：7月30日，晚饭时间，我已经打好饭菜正在吃了。忽然，就餐的人群骚动起来，听周围的人在说：王光美来卖饭了。
　　匪夷所思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到清华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食堂卖饭来了！我顺着大家的目光扫视过去，发现有好些同学都涌向食堂的西北角。那些还没有打饭菜的同学都跑到王光美的售饭点上排起了长队。其他几个售饭点上卖饭卖菜的师傅也伸长了脖子往那里瞧，他们面前买饭菜的同学已经少得可怜。
　　那时候，九饭厅的售饭点很简单，就是在一张条桌上放一笸箩的馒头、窝头再放一大搪瓷盆菜。我看到王光美系着白围裙在打菜，主食由其他的大师傅卖。
　　王光美是名门闺秀。我想即使她在桃园搞“四清”，与老百姓搞“三同”，也只是摆个姿态，不会真正出力气的。这次来食堂打菜，对她来说，肯定是相当重的力气活了。不多一会儿，那只打菜的手腕似乎有点力不从心。本来是单手打菜的，后来经常需要另一只手来帮一下了，就像打网球一样。
　　边上的大师傅见状，想来替下她。要是她只站在旁边看大师傅打菜，那算什么“劳动”呀？于是，头脑还算活络的大师傅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大师傅打好菜以后，让王光美再用筷子夹上一点菜–加菜。
　　我倚着墙角端着饭碗远远地看着，欣赏着平生难得一见的秀场。看到她这种做做样子的劳动，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做秀”，心里觉得直反胃。
　　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随行的记者拍照摄像。要是在现在，肯定要在媒体的头版头条大肆宣传一番的。
　　事后听说“有人呼：‘刘主席万岁！’王光美默认。”我在现场的时候，没听到有人呼这样的口号。不过事后在大字报区，吹捧王光美的大字报还真不少。说什么贵为国家主席夫人，屈尊下基层为学生打饭卖菜，体现了中央首长对清华文革的巨大关怀，云云。
　　王光美把清华大学当作“桃园”，把她的“桃园经验”用到清华来了。她左手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分子”，右手把700多名师生打成了“反革命”。她6月来清华，一直深藏不露。连已经承诺和工化系学生见面，还是找了替身，造成了把蒯大富推上政治舞台的一场误会（6月21日，王光美原来约定和工化系的学生开座谈会，开会时来了一位女士，蒯大富等以为是王光美，后来才知道不是，蒯大富等写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进一步加深了蒯大富对工作组的怀疑）。然而，毛泽东批评工作组以后，她频频现身，又是讲话，又是卖饭。她是想“挽狂澜于既倒”，还是想作一个精彩的告别？我想，这应当是毛刘角逐溅出的一朵小浪花。
　　薄一波和刘少奇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刘少奇派到清华的工作组长叶林是薄一波在国家经委的副手。薄一波当然十分关心清华文革。他至少两次到清华，他到清华如何指导工作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同蒯大富那场精彩而有趣的对话已广为传播。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看《清华蒯大富》这本书。这场对话发生在科学馆和大草坪间的那条路上，当时我在那里看大字报，可惜只赶上了一个尾巴，看到了一位头发稀疏的“胖老头儿”在人群众中指指点点地说什么。
　　我从延庆四清工作队回来以后，工作组指定我为“汽六一”班的文革组长、团支部书记。负责我班的工作队员是一位来自林业部的赵女士，她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凡事请示她的上级、“汽六”年级工作组负责人是王茂林。王茂林也是林业部来的。刚开始我是听工作组的。“汽六五”的李文藏、电机系的甘小杰和“汽六一”的吴文忠从林学院抄了《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署名“李小忠”在清华张贴。由于这个谈话和工作组的精神不一致，他们被工作组打成“小三家村”，在大礼堂开批斗会。作为班上的文革组长，我也参加了批斗会的组织工作。吴文忠是调干生，是我班的大哥，对他的批判我一直心怀愧疚。后来工作组还要批判我班另一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我不同意，和王茂林吵了一架。
　　王光美整蒯大富我开始不在意。她组织了万人针对蒯大富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蒯大富”的口号。我在游行队伍中想：这么大的政治压力，蒯大富会怎么样呢？后来看到蒯大富那么坚硬，我心中暗暗佩服和同情。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了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天晚上，在同学们激烈批评工作组的发言以后，王光美竟然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拐弯抹角地为工作组辩护。她说：“你们有你们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还公开讲她和刘少奇的“生活关系”。当时刘少奇还很有威望，她搬出刘少奇，使我们感到她有以势压人的味道。她还没有讲完，我就贴出了上述大字报，说王光美的讲话为辩论工作组问题“变相地定了调子”。当时《人民日报》批评走资派在群众运动中“划框框，定调子”。我这里用“变相地定了调子”，为王光美留了一点余地。王光美在她的10月10日的检查中采纳了“变相地定了调子”这句话。这天晚上，叶志江也贴了批评王光美的大字报。
　　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期间，每天回家向刘少奇汇报情况。对清华工作组的问题刘少奇有直接责任。刘少奇还深夜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当时有人把“梁思成日记”抄成大字报贴出来了，其中有两句自责的话：“我有两个缺点，一是好逸恶劳，二是爱玩女人。”刘少奇看了说：“梁思成跟他父亲一样的坏！”刘少奇这样贬损梁启超我很吃惊。
　　
　　周恩来与清华文革
　　
　　毛泽东7月18日回北京不久，就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周恩来在清华的几次活动中说：“党中央、毛主席叫我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找了两批清华大学的学生开座谈会，听取学生们对清华文革的意见，每个座谈会三个小时。一个座谈会是“临筹”的头头，即刘涛、贺鹏飞等人；一个座谈会是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即雷蓉、王小平等人。当时蒯大富还没有平反，31日，周恩来又两次共用6个小时听取了蒯大富的汇报。这三次活动大概是调查研究，可能是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准备。几天以后，8月4日，他就到清华大学的万人大会上讲话。8月22日，再一次在清华大学的万人大会上讲话。
　　周恩来同临筹的头头谈什么不得而知。找批评工作组的那一批人座谈，当中有我。大概是因为我写了《王光美同志在定调子》那张大字报的原因。那是星期六下午，我们从甲所乘一辆旧吉普车到人民大会堂（雷蓉、王小平以外的8人）。参加座谈会的共10人，有雷蓉（外贸部长雷任民之女）、王小平（王任重之女）、张征尔（自0的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同学），还有工化系6年级一位姓鲁的男同学，其他几位记不得了。雷蓉、王小平、张征尔等高干子女称周恩来“周伯伯”，我们称“总理”。座谈会开了3个小时。我回来后作了追记，现在还留着。
　　周恩来叫到每一个人的名字时我们像课堂上老师点名一样站了起来。周说：何必这么客气？不要站起来，我们随便些。他问每一个人的年龄、几年级、家庭出身，父亲干什么，祖父干什么。我们中间有几位不知道祖父是干什么的。周笑着说：“这可不行，要了解家史，过五关嘛，家庭是一关。要了解祖宗三代。社会调查必须揭三代，挖思想影响必须追究三代。当然最后还得看本人表现。”
　　“揭三代”？在以后血统论横行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三个字。
　　周问到一位同学的母亲干什么，这位同学说：“她走了！”周问：“怎么走了？”这位同学说：“她和我父亲离婚了，和别人结婚了！”周问：“你去看她没有？”这同学说没有看她。周说：“看来你还有点封建，她离婚是按婚姻法办事嘛，你为什么不去看她呢？有人说我们老年人有旧框框，看来你们年轻人也有旧框框，”说到这里，周笑了：“嘿嘿，我抓你的小辫子了，你回去给我贴大字报吧！”
　　周问我几年级，我说六年级。周说：“大学还有六年级？太长了，陆定一就是喜欢长！”
　　雷蓉说：“过去被当做‘蒯派’整过的人现在矛头指向了文革干部，这些文革干部原来都是反蒋的左派，我觉得这样不对。过去整‘蒯派’只能怪工作组，不能怪这些学生干部。”几位同学同意雷蓉的意见，周总理也同意。
　　一同学问：“为什么叶林不承认错误？”周说：“总得有一个认识过程嘛，别看他岁数很大，他没有想通的时候和你们年轻人一样。”
　　一位同学说：“周伯伯，你昨天在人大会堂讲话时说错了一个字，把自上而下说成了自下而上。”周说：“昨天我没有讲稿，只有一个提纲。少奇同志的讲话也没有稿子。只有小平的讲话有稿子，我们都看了。我是68岁的人了，心里想的和嘴里讲出来的有时不一样。你们对我的讲话可要一分为二呀！”
　　我接着问：“对毛主席的讲话要不要一分为二？”周立即回答：“那可不能一分为二！他的讲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多年以后我想到，这句话和“句句是真理”是同一个意思。
　　周还和大家讨论了下一阶段如何“斗批改”的问题。
　　在座谈中我们虽然七嘴八舌地提了很多问题，他总是滴水不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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