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上一次您来巴黎，是经历14次出国申请失败之后才成功的旅行，但还是决定返回中国。您当时说您既然可以这样努力地争取出国，就会以同样的努力争取回国。可是，几个月以后，您最终选择了逃离中国。是什么因素让您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廖亦武：当时的情况，我比较看好。后来，我的朋友刘晓波获得了和平奖，他及时地获得了消息。我当时觉得形势一派大好，我还是回去继续写我的故事。当时，我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我的书在西方有这么好的市场，我就在中国那个垃圾堆上写些故事，挣欧元和美元，我的日子会过的非常爽。（所以）我就兴高采烈地回去了。我没有想到回去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是那样一种处境，完全不能行动。特别是，他们说，我要发表这本写监狱里生活的书（《证词》），就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我没有刘晓波那么大的勇气。如果我不能写，这是件非常要命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要跑。
法广：在这以前，在您14次申请出国都被拒绝的时候，其实您也经常被骚扰。上次回去之后，又选择逃亡，是否因为感觉形势比以前更糟？
廖亦武：是呵。在这（逃跑）之前，我又有（收到）两次邀请，一次是美国的邀请，另一次是澳大利亚的邀请，但这两次他们都不批准（我出国）。意思就是：你不能出国，也不能发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又不能出国，又不能发表，发表就要面临坐牢，这让人太不能接受了。我只有跑。
法广：在这次离开中国以前，您主要还是埋头写作。但离开中国之后，在德国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您为李必丰呼吁，为第十七十噶玛巴呼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又高声表态。是否在离开中国之后，您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您的行动方式？
廖亦武：其实我还是在写作。但是，我已经同美国和德国的出版社签订了至少三年的合同，这三年要出的书也已经定了，我已经把稿子交给他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算了一下，我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去关注我觉得应该关注的事情。特别是我获得了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和平奖。这是德国文化方面的最高奖。德国有两个最重要的奖。一个是毕肖普奖，是文学方面的最高奖，另一个是法兰克福书展和平奖，这是文化、是人文方面的最高奖。这是两个并行的奖项。前者更是文学方面的成就，后者则更是一个综合奖，不仅是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包括道德，勇气，得奖者经常就是一个文化旗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德国人把这么高的荣誉给了你，奖励你的文学，奖励你的道德，奖励你的勇气，你就必须要做得像个样子。所以，我就做了些事，我觉得也不算什么，是应该做的。
法广：这本关于您在九十年代初坐牢生活的证词，您一共写了三版。前两次写下的文字全部被没收失踪，但您还是坚持重写。为什么这么执意地要把这段经历写下来？
廖亦武：这不叫勇气，这是一种恐惧，因为我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折磨，噩运降临在我头上，但更大恐惧是受了苦，还被人遗忘，还被人抛弃，这更让人受不了，所以，可能是更大恐惧，驱使我把这本书写出来。
法广：您在书里说：进监狱的第一天是一个把人变成狗的过程，怎么解释？
廖亦武：对，就是这样。你只有通过写这本书去恢复你的尊严。这本书走到今天，经历了这么多曲折，现在已经出版，我也因为这本书在西方还算获得了很大的声誉，这是人恢复尊严的一个过程。
法广：这些年，您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直在领教中国的法律，有亲身的体验，也有朋友的故事。您怎么解读中国的法与非法的概念？
廖亦武：其实，我就是在监狱里学习的法律。每一个人，哪怕是文盲都要翻中国宪法，中国刑法，因为要了解自己会被判多少年，那时候，监狱里的犯人也虚拟地给你判多少年。我是一个连条文都没有读完过的人，但是，我在监狱学习了中国的法律。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政权遭遇危机的时候，法律完全是一纸空文。践踏法律的是独裁政权本身。所以，我不抱什么信心，只有在民主和自由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前途的情况下，才会有真正的法律。现在的情况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
法广：您刚才提到，在中国进一次监狱之后，政治犯就会永远被打上这个标签，永远背上这个包袱，中国对政治犯的这种刑罚是不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在不断地制造对立面呢？
廖亦武：我就是他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制造出来的。中国的现状制造两种人，要么制造我这种人，制造刘晓波、高智晟……越来越残酷，要么就制造莫言那种人—纯粹就是奴才，一个骗子。就是，要么制造敌人，要么制造骗子。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