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TH BRADSHER 报道 2013年01月24日
Jonah M. Kesse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广州那次支持《南方周末》的抗议中，46岁的肖青山坐在轮椅上说，“中国人想要言论自由。”
中国广州——1989年天安门事件过后20年，中国从表面上看，已经像是一个有着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了。仿佛人们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将经济政策和对财富不顾一切的追求置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之前。
这种共识长期以来掩盖了存在于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内部分歧，而如今这种共识的表象正在瓦解。当前的问题是，这是否将带来更大的政治开放性、或是威权主义镇压以恢复表面上的稳定，还是会导致社会动荡。所有这些可能性都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扩张，以至对整个世界，都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这种共识的解体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得出来，包括最近一年半在中国多个城市出现的大规模的环境抗议活动。在包括大连、天津在内的每个城市，当对污染的恐惧超过了创造就业的诱惑时，数十万居民最终都成功阻止了当地化学厂、冶炼厂以及电站的建设。
9月，当中日关系因台湾附近的争议岛屿出现紧张时，成千上万示威者高举毛泽东画像走过北京的日本领事馆。由此也可看出这种共识的瓦解。
示威者选择毛泽东像也显示了中国一股批评现任领导人的暗流。这些领导人在近年来的多数讲话中故意不提毛泽东以及他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最近，在中国最著名的先锋报纸《南方周末》报社外出现了为期四天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抗议活动，社会共识的瓦解更是不言而喻。
该报记者要求一位省委宣传部领导下台，因为这名官员修改了该报的新年献词，把原本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反思，变成了对共产党成就的颂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国际历史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说，“很明显，曾经那种为了经济发展，可以掩盖一切问题的意愿，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警察在第四天劝说示威者离开了现场，但这场示威活动能持续四天，本身就意义非凡。
广州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的退休历史学教授袁伟时是中国南方最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他说，“人们站在台上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而警察也没有拖他们下来，这表示警察如今在处理社会冲突时开始尊重言论自由，人们感到他们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是一个新发展。”
在抗议的第四天，一位短发、身穿棕色上衣的青年男子手持几张写满了字的标语牌，在该报门前的车道附近徘徊。警察多次劝他离开，他却坚持了一天。当警察组成人墙，前后移动来阻止他走上前和一位外国记者交谈时，他隔着人墙喊道，“警察无权阻止我跟任何人说话。”
虽然中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自从1949年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以来，政府很少在大范围内允许这种自由的存在，而在那之前的几百年，言论自由更是几乎没有。但是，如今认为这种自由存在或应存在的想法日益增长，特别是那些习惯于在互联网上无所顾虑地讨论问题的年轻人，这种趋势标志着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同样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青年似乎越来越感到，他们不仅有权说出想法，还同样有暴露社会问题的责任。
文安立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前后曾在中国。他指出，在年轻人中，这种以公开方式讨论社会弊病的个人责任感，上一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但随着之后的镇压，以及后来的“迅速致富”心理的出现，这种责任感几乎消失。
然而，不那么明确的是，这种新近萌生的、微弱的多元化迹象是否能产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共识，甚至或者是迈向民主的尝试性探索。问题在于，这种对话有一天能否带来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运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保罗·H·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院长瓦利·R·纳斯尔(Vali R. Nasr)称“阿拉伯之春”为一系列盲目的革命，难以消弭，但同样很难引导、控制或预测。
有关中国未来的、尖锐冲突的分歧在《南方周末》的抗议活动中一览无余，也许未来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这次的抗议就是社会分裂的先兆。
在报社门前的另一边，是十几名严厉威权主义、反西方民族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的自发的捍卫者。这些示威者来自一个叫做“乌托邦”的“新左派”团体，他们谴责《南方周末》的记者不爱国，还谴责了一批好像是从一个西方极右翼博客中挑出来的“罪人”，声称这是一场外国金融家、媒体和美国政府策划的国际阴谋。
而在另一边，要求言论自由的示威者更多、声音更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年轻的记者及他们在当地的支持者，他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得到了大量的支持。他们在攻击一位高层审查者时显示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气。这种大胆的行为在中国已经变得日益普遍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出来，直面当局，也基本不会受到处罚，除非他们呼吁多党民主，或要求重新定性天安门事件。
倡导更大政治开放的人们可能有时间上的优势。乌托邦示威者大多是中年人，他们这一代人的教育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当时许多学校和大学基本上都关闭了。
支持言论自由的示威者们则要年轻得多，也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是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大幅扩张的受益者。
据教授和一些年轻人说，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现在也似乎不大支持对中国邻国采取强硬民族主义政策。大批大学生参与了2005年的反日游行，特别是在广州。但从那时以来，日本的时尚和流行娱乐在中国年轻人中反而更受欢迎了。
去年9月，中国几座主要城市的示威活动中，闹事者掀翻并砸坏了约100辆日本品牌的汽车，这些人年龄普遍较大，多数为蓝领工人。北京随后也发生了相对和平的示威。
历史学家袁伟时称，他察觉到这个国家精英阶层的思维正在发生变化。“人们的观念正在转变，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都是如此，”他说。
翻译：曹莉、林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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