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改革需要破除三大障碍

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让人们有了更多期待。一些具体表述如“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等也让外界感觉到一些新气象。

3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倒逼出来的，为了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从十年文革的巨大破坏中拉回到一个正规的轨道上来，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从农村开始。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就有目共睹。但是30多年中，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与矛盾，令中国又到了一个转折点上。目前的形势是出口受阻，经济下滑，社会矛盾激烈，改革深化体制改革日渐高涨。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根本性问题是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而且近年来，“计划”的意味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浓，政府管制越来越多，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尤其在产权的市场化、资源的市场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方面远远不够，比如土地、金融以及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市场化程度都很低。

目前，阻碍市场经济发展有三大障碍，即行业的垄断制度、城乡的二元制度、公共的产权制度，这些障碍不仅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的不公，还阻碍了市场化经济良性发展的进程。

具体来说，行业垄断（特别是金融的垄断、土地的垄断，油电等能源的垄断）使国企霸占了所有的高利润行业，即使行业本身不是高利润，但垄断之后，自然也就变成了高利润，导致国企与民企两极分化严重；城乡二元体制导致资源向城市倾斜，造成人员以及优质源集中于城市，也造成了城市交通拥堵，大城市病丛生，而农村凋敝，导致城乡两极化分化严重； 产权的公有制，让国家的资源和财富隐性地向城市集中，向国企集中，向权贵集中，国民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未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必须破除上述三大障碍，在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有突破的勇气和实践。目前来看，国资委主任王勇在2012年12月24日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称2013年将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如果明年国企改革能得到确实的推动，破除行业垄断有可能得到初步涉及；而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所说的推进城镇化，如果中国接下来的城镇化能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城乡二元结构也可能得到初步解决；而公共的产权制度改革目前仍未看到迹象，尤其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虽然很多地方宣布试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但离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相统一还距离遥远。

中国要研究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系，首先要破除的就是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强调的是自由买卖，靠质量、价格、服务来自由竞争，这样的竞争不涉及权力和“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改革之初，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的论断，到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

现在有人说“打左灯，向右转”，实际上目前是“左灯不亮，右灯失明”。在理论上没有阐述清楚，实践上也是忽左忽右，或者干脆就是兜圈子，装看不见。

笔者下面仍以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例做进一步阐述。

现在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还是私有的？没有人敢站出来说清楚。实际上，在承包时，中国规定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已经有了私有化的意味。到现在，已经有几亿农民进城，他们的土地交回集体了吗？没有。买卖了吗？也不能买卖。就这样卡在中间，不上不下，集体得不到这些土地，不能再分配，农民也不能进行土地交易，变成财富。实事求是地讲，集体所有制是一种虚化的所有制形式，人民公社已经废除很久了，中国为什么还要在集体所有制上兜圈子呢？

农村的土地应该是“国家所有，农民永佃，废除集体所有制”，因为这种集体所有制原本就是从苏联拷贝过来的，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国在实践中也已经放弃了这种所有制形式，为什么不能突破这个桎梏呢？我们保留这种所有制，其实留下了一个“尾巴”，让一些村长支书钻了空子，集体所有实质上变成了村长和支书所有，农民却吃了大亏。农民的宅基地、房产因为产权不明，无法进入市场，根本就体现不出价值来。而由于现在土地交易被政府控制，最终也导致了地方土地财政的畸形化。

所以，对于决策者们来说，当务之急是不要再装作看不到，或者在政策上兜圈子了，必须针对一些具体的制度障碍进行有效的破拆。

而根本上，还是对政府权力的改革和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只有对权力进一步限制并给与市场力量更大的空间，才可能改变目前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和资源分配方式，特别是资源分配方式。这就需要改变过去那种行政垄断和行政审批的市场经济，使市场更加开放，针对民营企业降低准入门槛，使不同的市场主体能享受到公平的市场待遇。

孙大午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原董事长，现任该集团监事会监事长。2003年5月，当地政府以非法集资罪名逮捕了他，酿成名噪一时的“孙大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