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们在南方报系门口声援《南方周末》时,唱起了“美丽岛”(这首台湾歌曲因上世纪70年代的“美丽岛事件”而闻名于世)。我不知道他们为何会唱起这首代表台湾的歌,但我确实知道这首歌打动了许多大陆朋友--我曾在北京听胡德夫现场唱这首歌,我落泪了,而身旁许多大陆年轻人也落泪了。是什么样的东西打动了他们心中的柔软之处呢?

“美丽岛”这首歌的时代背景确实和中国当下的历史时刻有所呼应。 “美丽岛”是属于台湾的70年代--那是黑暗即将告别的黎明,变革之前的暧昧时光。

战后的台湾政治是一片森严的黑暗,或者说是高压的白色恐怖。70年代初,民间社会从长久的政治禁锢之中日益骚动。保钓运动和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冲击着国民党政权脆弱的正当性,也让民族主义的困惑问题开始纠缠着这座岛屿。另一方面,70年代初开放增额立委选举,党外人士开始日益组织化、办杂志,推进反对运动。台湾逐渐挣脱长期军事戒严体制的紧密捆绑。

政治的变迁和政治气氛的改变也影响到文化界,更多的文化力量现身,但新世代的文化人也开始思考自我认同,开始回归本土、凝视脚下的这块土地--以前岛上的人们被迫将眼光投向彼岸的大江大海。

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受到打压,所以他们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彼时仍是“中国民族主义”。例如云门舞集在1973年的初创宣言,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他们也认识到官方的“中国”概念的虚妄,而想去寻找真实的中国文化,而因为他们生活的土地在台湾,所以是要从台湾民间来重建中国文化。 1973年创刊的《汉声》杂志就是典型地要通过整理台湾民间传统来寻找中国传统文化;7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副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也强调中国的作家该有中国的特色,应该写自己土地上的东西,而这个土地指的是台湾。于是,许多来自草根民间的文化开始被文化建制重视,如中时人间副刊在1976年3月连续六天大篇幅报导素人画家洪通。在文学上,70年代更开始了书写乡土现实的“乡土文化运动”。

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运动,并且可以说是战后台湾第一次的青年文化运动,就是7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歌运动。在被噤声了二十多年后,年轻人终于可以发出集体的声音,于是他们说要“唱自己的歌”。这群深受美国60年代民谣运动的年轻人开始摸索新的文化想像,表达自己的心声。但那仍是冰冷的威权时期,所以民歌被转化“校园民歌”,只能是关于年轻人的梦想与忧愁,而不能如美国民歌般是关于青年对社会与时代的思考与介入。

唯有少数和当时左翼文化人士较密切的歌手,试图超越这个框架,如李双泽、杨祖珺、胡德夫。他们试图实践民歌的原始意义──走向民间和人民。于是,李双泽在1976年修改了诗人陈秀喜的作品,写下了“美丽岛”。这首歌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对台湾,以及对乡土的素朴礼赞--所以歌词最后是“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但这个台湾概念并不是和中国对立的,所以他们也歌唱“少年中国”(蒋勋作词)。

已经众所周知的故事是,李双泽在1977年就不幸意外过世。在他出殡前晚,胡德夫和杨祖珺录唱了这首“美丽岛”,此后这首歌一直与他们三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杨祖珺后来录制了这首歌,并且希望成为台湾的Joan Baez,去为弱势民众演唱,但她因此逐渐被体制封杀。原住民身分的胡德夫则投入原住民权益运动。音乐仍然不能成为对抗现实的武器,而必须走上街头。

两年后的1979年,出现了以“美丽岛”为名的党外杂志,是七十年大党外政治力量的主要集结。1979年12月在高雄爆发了“美丽岛事件”,体制大肆逮捕党外政治精英,判以重刑,为那个时代乍现的光芒关上了肃煞的铁门。但巨大的暴力镇压并没有让已然胎动的台湾社会往回走。进入80年代,政治和社会运动更一波接一波撼动着既有体制和人民的思想。

“美丽岛”这首歌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开始在党外运动场合、在学生圈当中被不断流传吟唱,穿越了此后颠簸摇晃的政治转型。更没想到的是,这首歌也穿越了海峡,从30年前的此岸来到彼岸。或许,这个海峡不只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历史之门。因为他的时代精神,因为对于土地的真挚情感,因为“这里有勇敢的人民”,所以争取自由的歌。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张铁志为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香港《号外》杂志主编。

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