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日本经济新闻 大使用车遭袭击，那时……

在12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接受了我的辞职，结束了我作为驻华大使的生活。在我2年零4个月的任期中，以尖阁始以尖阁终，就我对尖阁诸岛问题的应对，时不时也受到了批评。在此我想叙述一下我在任时所见的日中关系的实情。

“问我到底做了什么？要想杀的话就杀了我试试看”——。没有恐惧，只是被一些纠缠不清的想法困扰。这是8月27日，我乘坐的公用车在北京市内被袭击的瞬间。同时，我也想”如果受伤了那多受罪，要是真的要杀的话希望是一发子弹让我呜呼”。幸好，那个男子没有武器，只是把公用车上插着的日本国旗抢走了，对此我感到极为遗憾。

自从担任伊藤忠商事的社长以来，我就认为站在上层的人肯定会在某处卷入危机，而我自己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担任社长之后我也一直坐电车（地铁、轻轨等有轨交通都叫电车）上下班。有时，周围的人对我说：”您有被袭击的可能性，因此希望您乘坐公司的车”。但是我拒绝道；”如果要完全排除被袭击的风险，不坐坦克通勤是不可能的。我会一直坐电车的。”就此，我也一直这样命令道：”假如我被绑架被勒索赎金，你们也绝对不许付钱”。因为公司、日本会被触到软处，会被抬高价码。

我决定接受任命成为中国大使的时候，没有预想到中国的反日情绪会如此高涨，也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也有人建议我说，”日中关系变得如此艰难，您辞职吧”。这次是政治主导的中国大使的人事变动。而且，在日中关系这样困难的时期，我也预想到了肯定会出现受批判的局面。即便是这样，我都接受这个任命，可能说起来很动听，但我真的是为了国家，为了我国的利益。因此，即使是污名我也无所谓。担任伊藤忠的董事长以来，比起公司，我都优先国家交给我的工作，与名誉、金钱、地位没有关系，是因为为了国家有我们应该要着手的工作。我想就算是像现在反日情绪如此强烈的情况下我也都会接受这个工作。

所以，在袭击事件之后，因为厌烦这个工作而想辞掉它，讨厌中国等等，这样的想法我从来都没有过。我留在中国，是考虑到我与中国的协调，是对我国有益的。

我也早就料到了，我做大使时的言论很多都成为了众矢之的。就东京都购买尖阁诸岛一事，我对英国报纸说的”如果按照石原知事的计划进行的话，日中关系肯定将遭遇重大危机”这句话就成了被批判的典型。关于石原的计划，我并没有想说那是好还是坏。只不过，对于日本来说，我坚信，在那样的局面下推动那个计划对我国来讲没有好处，所以我那么说了。因为我被批判了，就购岛问题也就没有出现更多不同的意见，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惊讶。

也许听上去有点极端，这种气氛我觉得很是问题。明明是可以自由发言的，可能是为了保全自己，每个人都自我限制而不发言，造成了一种无法自由发言的气氛。是因为会被谁批判吗？我也被批判了啊。经常有夹杂着威胁意思的电话打到我家里。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气氛十分相似。如果不在这里作出突破，日本就会重复同样的悲剧。

我关于应该增加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发言也受到了批判。我完全没有为了中国舖桥修路而增加ODA的意思。对于中国的ODA都用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70～80名年轻的日本志愿者通过国际协力机构（JICA）散落在中国全国各地，他们当日语老师，照顾老人等等，服务2年。他们的工资、活动经费一直都在被削减。他们是日中友好的桥梁，我希望增加他们的人数而已。

在担任大使期间，我出访中国各省。非常惊讶的是，不管是什么地方，都在播放反日的电视节目。身穿军装，腰挎尖刀，端着枪的日本人肯定会作为坏蛋登场，共产党再击败日军，这是定好了的模板，在中国各地，”日本=坏”，这样的印象已经成了定式。这是个大问题，要怎么办好呢？只要我与中国的政要会面，我都一定会诉求说：”怎么想这个都是不正常的，希望你们改善”。我也会到大学去与学生们进行自由讨论。

让中国人了解和自己一样的普通日本人的有效方法就是通过志愿者活动，增加他们的接点。”日本人=坏”这种固定概念太强，同初次与日本人接触的各地的中国人的交流一定不简单。但是，2年的服务之后，日本的志愿者都无一例外，受到中国人的含泪送别。接触了奋力劳作日本人的中国人，他们对于日本人的看法得到了确实的改变。我希望推广这个活动。

因为与中国交恶所以就削减预算，停止各种活动。这样可以吗？政治、经济、外交都是为了什么？一切都是为了国民的幸福，没有人会对此有异义吧。我们不是应该站回到这个原点，各抒己见，展开讨论吗？

丹羽宇一郎(Uichiro Niwa) 1939年1月生于名古屋。在伊藤忠商事的粮食部门工作时作为谷物操盘手崭露头角。98年就任社长后，在翌年果断处理了4000亿日圆(约32亿人民币，按现在汇率)的不良债权，完成了V字复苏。2010年6月，其丰富的中国人脉受到瞩目，作为第一位出身民间的中国大使受到起用。在经营书店的书香家庭长大，在财界也是出类拔萃的爱书人士。兴趣爱好广泛，喜爱鉴赏古典音乐、书法、俳句（日本式诗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