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我的学术与人生

邓正来：我的学术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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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正来 （进入专栏）  

　　
　　编者注：2013年1月24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高研院创院院长邓正来今早在肿瘤医院逝世，享年56岁。凤凰网大学问栏目刊发邓先生2007年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以示追思。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刮着台风，下着雨还要你们前来真是很不好意思。讲座本应在六点钟开始，但也是因为台风，再加上与你们何勤华教授聊天耽误了点时间，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如何学习法学，我从两个角度进行阐述:一是人生角度，二是实践角度。这两个角度从严格意义上都容易讲得教条化，所以我在讲座时尽量避免教条化，让大家觉得有意思。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无论做学生去学习，还是以后做学问与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联系？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做学问的气象问题。我总是说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学问。如果一个人平时做人都是雕虫小技，那么他做学问也一定是雕虫小技，不可能有大气象。另一个方面，我来谈谈学习和具体实践问题，我们到底应如何解决学习，实践问题。
　　
　　关于这两个方面，我想结合本人的经验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有一幅图景：我喜欢在深秋黄昏时静坐在我北京家里的小鱼塘边上，头顶蓝天，望着这一汪水。这样就构成了“一人，一水，一世界”的广阔图景，一个人，一汪水就是一个无限的世界。我这个人讲三个“慢”：第一个“慢”讲我的生活经历；第二个“慢”讲我的学术研究的“慢”；第三个“慢”我讲我参加过的学术活动。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这与我的人生密切相关。
　　
　　我的生活经历：人生核心问题是独立人格
　　
　　我先讲讲我的生活经历，到今天，严格意义上我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85年我硕士研究生未毕业就退学，当了个体户。在此期间，我完全是想自己的问题，读自己的书，当然我还做了很多事。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涉及到了很根本的问题：我如何面对无论是学术界、我个人还是国家的钱。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1998年至2003年。我结束了个体户阶段（所谓个体户，就是盲流，三无人员——没工作、没房子、没户口，只知读书的人）进入了闭关阶段。
　　
　　我的闭关有三条原则：一是不接受任何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活动。我出国不用钱，这与体制内的教授不同。他们出国是公费的，国家掏钱.美国人不给钱，或给很少的钱。我出国去讲课都是给予可观的酬劳的，然而我拒绝了。为什么？没空。二是不参加国内的学术活动，因为没意思！每天都开会，跑龙套。参加会议的总是同一群人，讨论的议题总是相同的。三是拒绝任何出版社、杂志社等媒体的约稿。今年9月，我拒绝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国家最高学术奖金，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我经历的五年闭关的阶段。
　　
　　2003年我进入体制，成为大学的老师.也标志着我步入了第三阶段。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好朋友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邀我去长春看看，顺便当作休假。我说那就去看看吧。去了吉大之后我与那儿的教授、学生交流了一番。临走的前一天，我问“文显兄，你把我请来总有什么事儿吧？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别的不会，只会读书。学术上的事可以帮帮你。”他说：“我不用你帮这个，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大忙，我想调你进吉林大学。”我说：“你胆子太大！北大、清华请我，年薪五十万。我不去。你把我请去，唉！你开玩笑。”他说：“是真的。”张文显教授，你们可能读过他的书，他懂学问，爱学问，尊重学问。他对我说他们吉林大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几乎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我说他很真诚，这个不好推辞。容我考虑一个晚上，你的条件我不考虑，我提出两个条件，如果你们答应，我就来；如果不答应，我就不来。
　　
　　考虑一晚之后，第二天一早我就叫他来我酒店，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任何行政代表的职务，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二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实质性学术代表职务。这两条你如果答应我，我就来。这是我苦思一晚用来刁难他的条件，他竟然答应了。后来喝酒时，我问他：“文显兄，你为什么会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他说：“正来兄啊，你毕竟是体制外的人啊！体制内的人调动，都是要条件。你太傻了！你还‘二不’原则，真是太傻了。”就这样，我进了吉林大学。我在吉林大学只教书，带学生，不参加任何活动。只要学校违反其中一条，很简单，我就走人。
　　
　　以上就是我生活经历的三个阶段。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你们作为学生，作为年青人现在就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和你们年纪相仿时，我也在考虑我自己的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飘渺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你们和这个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你们和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学习，如果你们想做学问，但凡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今后你们的学问是走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我想，做学生，做学问，如果没有这个品格的，很少轻易成功，学问是做不好的，你做出来的学问是花里胡哨的，莫名其妙的，会随着时尚，而走的，不太会变成你自己的真正的学问。这种品格要从哪来？这种品格就由现在培养。这就要你做每一件事，比如对学校的课制，课程设置，考试，都要考虑与它们的关系，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是要慢慢培养的，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学术研究：做学问与生命相关
　　
　　我这一生，大概做过四个问题的研究。我从八六年开始翻译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翻译完后为它写了个绪言，以后我就停笔了。一直到九一年，我才开始重新写文章。也就是说，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只在阅读，当时我读了法律哲学的书后，就突然发现，十九世纪以前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是不分的。所以我就去读政治哲学的书，读了大量的政治哲学的书之后，从政治哲学的学习过程中我就发现，人类学及其后来的发展，对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影响很大，于是我就读了很多人类学的书。但是读了人类学的书后，你不难发现人类学和社会学分不开，它们基本上就是双管齐下，共同发展的。我又去读社会学的东西，后来又发现它跟经济学分不开，所以又去读经济。五年中我一直在读书，从九一年开始，才慢慢开始写东西。
　　
　　我在九十年代初是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今天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研究，我是第一人，不仅做得最早，而且被认为（不是我认为）做得最好。这就是我的政治学研究了。市民社会主要关于以下几个问题：它关心在市民社会国家的构建以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
　　
　　什么是自上而下？就是我们想问题，首先想国家，首先想领袖，我们希望出个明君，他们好，我们就好，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了，我们好，这又是自上而下——忽略了我们的主导性。市民社会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不仅要从上而下，我们也要从下而上。扭转整个思维方式，这是个范式。这种范式的转型非常重要，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历史学也好，法学也好，这个范式的影响非常大。
　　
　　然后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主要是改做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研究。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做学术研究，都是在学西方的东西，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到哪去了？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是关心他们的事务，思考他们的问题，用他们的方法——因为他们的东西和我们的一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我们的自主性在这种进程中逐渐丧失。
　　
　　这个问题又和人生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这个问题恰恰就是我14岁时思考的。我14岁当过童工，人们想，人只有14岁大，没有一米来几高。我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找人开后门进了工厂，当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没有上山下乡。当时我就很痛苦，我从小学的老师就告诉我，说你们生长在红旗下，泡在蜜水中，在新中国，你们享受着幸福，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小孩子在才会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天不亮就打更，天黑了也不能回家。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我生活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也要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生在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也要这样子干活呢？我就不理解，这种困惑，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与生命紧密相关。
　　
　　尽管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理论，我没有办法把它当成理论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从理论当中来解释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恰恰引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是谁给了他这种合法性，把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有意志的人，安排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或者说，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谁有这么大的合法性，把我们这一代人，放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或者说，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这么大的合法性，把13亿中国人，放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还可以更明确的问，我们这13亿人，谁给了我们权力和合法性，把我们认为可以的，好的，善意的收入自取，强压于另外一个13亿–我们的口袋。谁给了这种权力？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来源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困惑和与生命息息相干的。
　　
　　请你们一定要记住，做学问、学习并不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那些概念，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跟你们生命相关的。如果和你的生命不相干，你的学问在哪做？没有一个大师，没有一个大学问家，他所做的研究，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从苏格拉底开始，从柏拉图开始，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开始，没有的，没有一个，你找不出来一个，都是来源于生命当中的困惑，所以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非常的珍惜，不要觉得你的生命经验是被人看不起的。是否被人家重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的学术活动：学问是普及天下的问题
　　
　　我到今天为止，主要参加过三个学术活动。这三个活动基本上都是在我的推动下展开的。
　　
　　第一个活动就是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进入学术界，大家都没有声音，不做学问了，不敢说话了，那个时候，我就提倡一种运动，叫“学在民间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旨就是学问不在官权，而是在民间，在我们个人。当时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这是被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期刊，现在的社会科学，没法和我那个期刊比，今天，在学术界任何一个领域，中国的重要学者，都是当年那个期刊的编录与作者，基本上百分之九十都是。上海的著名学者，都是当年的编录和作者。法学界，当然少一点，因为做这个工作，就是要告诉中国，不是说学问就可以用国家手段来倡导，可以用国家的方式来推进，而是告诉你，靠我们学者个人。
　　
　　第二个活动，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倡导了一个中国学术规范化的意义，今天你们可能知道，你们的老师跟你们讲，不要抄袭，不要剽窃，不要拿鼠标去写文章，拿鼠标写文章是要出问题的，写文章要有出处，要有注释。过去中国，特别是95年以前，那时的刊物，有注释的全都出自《马恩全集》、《毛泽东选集》，全是这些著作。没有什么其他注释，第一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注释，第二是不知道这刊物的文章是要匿名评审，就要读者评价的，不像国家颁奖，教育部颁奖，学校发奖或者是司法部颁奖，不是的，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颁奖，你根本就不懂。学问是谁承认的，是同行承认的。举个例子，学生写篇好文章，同学说了算，当然必须得到老师的承认与认可更好，因为老师有这个能力。在西方没有听说过得不到同行的承认居然说这个人很重要。为什么要讲引证很重要，在中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给你所在的大学记一分，所以你就为你的大学创造一分，但是，在引证方面是三分，什么意思，为什么被引证了才重要呢？那是因为同行承认它的重要性，你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有人引证，谁都不承认你的重要性，你发表干什么，不就是成了一张废纸吗。我们的教授写文章，自己都不看，你怎么希望别人去看，所以说很不规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期刊就搞个匿名评审，我搞这个评审，就是要批评学术，这是第二个根据学术在民间的模式而搞的一个活动.就是继续要把学问用在学习上，按照知识生产的逻辑来覆盖，知识生产与经济逻辑不一样.赚钱买卖，我们都知道，最大的原则是什么啊？就是利润最大化，钱赚得越多越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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