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周刊 | 专访长平:大陆媒体:新的裂缝,新的光亮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对极权体制来说,边界是不清楚的,它不是法治社会,边界明晰,我们要去领会领导的精神。”

 

多少年来,大陆的新闻与言论环境不断在宽松与紧缩间起伏摆荡,始终被外界视为观测中国政治改革步伐与温度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官方不断强调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另方面,大陆宣传部门仍不断划定报导与评论的禁区,媒体也往往在各种压力与考虑下自我设限,而坚持新闻理念的媒体人则仍顶着压力,尝试突围的可能,撑开言论空间,深入报导社会实态,努力让媒体扮演好权力监督者的角色。

今年初以来,大陆媒体风波不断,更出现多起政治权力与资本打压、威胁、羞辱和追诉记者的事件,部分大陆媒体及从业人员一方面对于种种不合理的压制展开了抵抗,一方面也对媒体本身的诸多弊病进行了反思。

在这群抵抗者和反思者当中,南方报业集团的长平是个代表性的人物。

长平,本名张平,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现在是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是大陆知名的媒体人、专栏作家,在他十多年的媒体生涯中,曾多次因为坚持信念、挖掘真相而遭到当局打压整肃,是大陆自由主义报人的典型。

约一个月前,传出有分管文化教育系统的国保警察到报社找他谈话,而他在办公室的座位则遭撤除,同时大陆宣传部门下令他的文章不能再于《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上刊登。此事有部分海外媒体加以报导,许多大陆媒体人与网民也表达高度的关注。

《旺报》向来以促进中国大陆政治社会良性转型为职志,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孕育与茁壮,也因此特别盼望大陆媒体环境能够向上提升,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特别专访了长平,深谈中国媒体环境的光亮与黑暗,对大陆媒体生态的反思,以及个人的定位与信念。访问纪录经长平本人审定,将连续两天在本版刊出。

以下是专访内容。

问:不少评论都指出这几年大陆的媒体管控越来越紧缩,一些人还提到了“新国家主义”的抬头,你怎么看这样的趋势?

答:在媒体管理方面,这些年更技术化,管的更具体,更到位。比如说在十年前江时代,当局在互联网的管制方面缺乏技术,所以当时纸媒常收到禁令:“不要转载网路消息,某某消息是谣言”,现在很难收到这样的禁令,反而是网路会收到禁令:“不要转载《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因为网站管理有序了,管好了,网站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删掉,根本不需要发禁令给报社,反而报纸有时会出点问题。这是个有意思的转变。

 

光明与黑暗的角力

 

另一方面,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几年是有些发展。这其实是1989年后国家教育宣传的成果。那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派学者或是出(国)去,或是不能谈原先的理念,大家都去搞国学等研究。李泽厚有句话:“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描述了现状,没有说原因。

这种现象不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思想家是不得不淡出,政治高压不允许思想家存在,大家就去钻故纸堆。当局也想利用国学,提倡民族精神,慢慢的教育了一代人,加上百余年来国仇家恨的历史记忆还是很深,这些结合起来,让民族主义情绪一波波的发展,再和技术一结合,对媒体的管理就相对容易些。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技术还在发展,如推特等也有当局管不了的地方;另方面,在民族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会开始反省,出现不那么“纯洁”的思想,这会给当局带来新的麻烦。和过去比较,管的是紧了,但是也要看到新的裂缝在出现,新的光亮在照进来,这两者谁强谁弱,现在还不好说,还在变化中。

 

当党报必须面对市场

 

问:今年以来,大陆媒体发生了许多事件,比如两会期间13家报纸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共同社论,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记者录音笔引发连署抗议,媒体人连署抗议《重庆晨报》在三名记者被警方拘传时的表现,还有多位记者被通缉、威胁等等。中国媒体人展现了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压制的抵抗,能否谈谈你的观察?

答:首先,要看到媒体型态的变化,以李鸿忠事件来说,过去能进入那种场合(两会)的都是党报。在过去,记者首先是进不去,进去了也不敢这样提问,即使提问,报社也不会支持,报社领导的利益是在官场。

现在,即使是《人民日报》,它也要面对市场,要办《京华时报》,那个被怒斥的记者就是《京华时报》的。《京华时报》报社领导的利益是在市场,要把报纸办的有人看、有广告,所以从利益出发,也要支持记者出位,提不一样的问题。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过去是“先媒体后市场”,媒体从宣传机构中剥离出来,走向市场。现在,如网易、腾讯等新媒体一开始是做游戏等别的生意,挣了钱再来做媒体,是“先市场后媒体”。

另一方面,管制让有理想的媒体人感到很压抑失望,有机会的时候,市场导向和专业主义这两股力量就会结合,共同来反抗。这批人中很多是受80年代影响,希望媒体更开放,而这几年媒体的发展,专业主义的理论如独立性等,也比较多的深入媒体人的思想里。

 

我们经常联合起来

 

还有就是媒体平台的多元化,传统的连署抗议是很有风险的,现在有很多网路的技术可以运用,可以很快、很安全的出来,这几股因素结合起来的确形成了一种反抗的姿态。

李鸿忠事件当然是有点妥协,是假装或真的认可体制设定的法律程序,向人大提出诉求,这是合理合法的。而《重庆晨报》事件,连署人没有针对当局,是针对报纸,这是反抗的策略。另外,当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相比而言,媒体人比较谨慎,可能还不至于让当局分心来镇压。

户籍制度是个安全的话题,讨论多年,体制内外几乎达成必须改变的共识,现实上也难以为继。所以,共同社论的主其事者是藉这个话题推动一下,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宣传部门可能首先是震怒于这个形式-“联合起来”,要把这个趋势打掉。其实,我们经常联合起来,只是都是由宣传部统一安排的……。

问:近来一些大陆领导开始搞网络民主、网络问政,还出现伍皓(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样具有开明形象的宣传部官员,你对这些现象有何看法?

答:这是一种控制的方式,通过“亲民”,让你觉得我跟你是一致的。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不需要官员说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这很荒唐的。

 

领导该不该上头版

 

就像汪洋说媒体不要把我放在头版,其实从另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干预。过去可能老是把官员考察等新闻放在头版,所以没人看。但作为一个地方的主政者,你成为焦点人物是应该的,因为你那么大的权力,掌握那么多资源,媒体应该监督你,你确实该上头版,凭什么说你不要媒体报导?

过去上头版,是拍你马屁,现在你不好意思了,问题是我可不可以把监督你的东西放在头版,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从媒体自身来说,听到这句话都很高兴的,把他放在头版,大家都很痛苦,因为不可能把让他难堪的新闻放在头版。

至于伍皓,我写文章批评过他,伍皓找人跟我交流,说我误解他了。伍皓走的是差异化的路子,他这种做法让媒体受益,多了新闻,他用的字眼如透明开放,也是媒体欢迎的。他在官场上被视为异类,确实受到批评。

但是伍皓的新闻观念还是宣传的那一套,他自己也不避讳自己是为政府服务的形象雕塑师。他不是站在新闻专业主义立场做事,他的那些主张是包装策略,也没意识他自身的矛盾。比如他认为媒体应该公正客观,不应该报导低俗,所以他说我就下了禁令。但是从新闻理念来说,禁令的恶可能大于媒体没把握好尺度。他本身就是充满各种矛盾的混合体,说的、做的、想的不完全一致,包含各种人的投射,官方和媒体都想利用它,反对者看到它的矛盾,拥护者会看到自己感兴趣的那面。

 

写文章不能太策略

有人觉得应该维护伍皓这样的官员,不要太批评他。我觉得写文章、做学问、做媒体,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就事谈事情,不能太策略。做政治的可以这样,但不能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政治家,中国的官本位让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主席。

问:我碰到一些大陆从事NGO工作的朋友,他们对媒体在培育公民社会上的角色有很大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中国媒体在社会进步上起的作用?

答:报纸会被一些人当作导师的角色,报纸本身也是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可能会随着社会发展,和其它力量合力把社会往前推,媒体不可避免会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另一方面,媒体自己也应该扮演好这样的角色,主动做一些事,这还是有一些想象空间的。这个政权对媒体的依赖性比较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的作用会大于其它社会媒体的作用。在民主的台湾,言论自由,在头版骂骂马英九,大家也就看看。如果在中国大陆几家媒体一起骂,可能就是大事。所以权力大,责任大。媒体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但老实说,媒体人在中国不是弱势群体,媒体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你愿意跟权力合作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好处。现在的权力会直接诱惑你,合作一个项目,钱很多,用起来很随便,不公开,不受监督。前几天有个宣传部长来找我,请我帮他写点宣传文章,我拒绝了。事实上,这是可以跟对方商量的,可以写的不那么赤裸裸,可以骗老百姓觉得是作者真的想写的文章。像我这样拒绝的人不多。

 

媒体会成利益集团

 

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媒体堕落、做坏事的机会比别的地方多。现在也是几股力量在较量,政府部门想给媒体好处,而很多媒体造反是为了被招安,包括南方报业里也有这样的媒体人,想被招安,官员请他吃顿饭就很高兴。我对这些比较警惕,中国媒体的反抗是不清晰的。媒体会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与其去看媒体可以开拓很多空间,不如看到、更要看到媒体很容易干坏事。

冯小刚、郭德纲这些人羞辱记者,从另个角度看,其实媒体作为一个整体,被羞辱并不冤枉,媒体有太多的羞辱与自我羞辱。大部分记者都是要拿红包的,拿钱替人写新闻,就不太可能批评,而拿了钱再批评也很奇怪。

政府部门开新闻发布会,给红包往往比企业给的多。跑线的记者一个月可能收到7、8千,而报社工资可能只有4、5千。就凭这个被骂,一点也不冤枉。

问:最后谈谈你自己吧。你从《成都商报》、《南方周末》到《南方都市报》,几度上下,现在也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我读过你在《南方传媒研究》上的文章,谈你自己的“怯懦和无能”,你说“我最怕别人夸我勇敢,因为我深知自己内心充满了畏惧”。你怎么看自己在媒体走过的艰辛路?

答: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你选择这条路,可能就会走到今天。和我一起走入这行的,早年文章写得很漂亮,很有正义感,但他们选择媒体管理的路,就必须放弃很多东西,甚至必须入党。我一直是两条路在走,一条是写文章,以个人身分发言,另一方面,我也在做新闻媒体管理、做编辑,这两条路实际上有一点冲突,最终必须选一条。

中国行政化很严重,每个行业的管理者都可以对应一个级别,在报社也等于是做官。

 

做官和作文有冲突

 

做官和作文是有冲突的,做官最大的密诀就是“不说话”,这跟民主社会不一样,民主社会是要多说话。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主政之后,国内外媒体都会说他“很神秘”,但我们很难想象:欧巴马是个神秘的人,大家都不了解他,突然就当上了总统。可是在我们这里,为官之道就是“少说”,这个政治特点影响了每个行业。

很多人文章写得很漂亮,不写了,我很遗憾,但大陆人为何多要选择当官这条路,因为中国官本位文化太强,所有优势资源都倾向于官僚体系,当官权力大,没有监督,办事容易,收入高,享受多。

我自己也矛盾,几次下来,几次又混上去,按照体制内说法,就是没管好这张嘴,还想发言,觉得自己有些想法,有这个能力、机会表达出来。我觉得媒体不缺管理者,但是缺做事的,所以我愿意在这方面多做点。而且我在做媒体管理时,多数是做采编,也是希望中国的言论状况有改变,有正常的言论空间。

 

曾尝试正常的呼吸

 

以前我们的评论,要么是官方《人民日报》社论的性质,大家都朝那个方向写,或说在里面塞一点自己的想法;要么就是写杂文,指桑骂槐。我在《南方周末》做新闻部主任、做头版编辑时,就尝试“正常的呼吸”,希望做一点既不是气喘嘘嘘、气急败坏,也不是要憋着,而是要正常的说话。后来在《南方都市报》写时评专栏,觉得既然占着这个口岸,自己就有责任发言。大事情出来,有些读者等着你说话,忍不住会去说。最后可能就会有个选择:要么说,要么不说。这时,如果选择不说而去作官,会有一点违背自己兴趣和一贯的主张。

问:不过很多人会说,忍一忍,等你到了某个位置讲话会更大声,就能说真话?

答:是,这是中国人的逻辑。就像赵紫阳,至今还是有很多人说他应该忍一忍,保住权力,说不定还能干更多的事。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多,有些人的确是在忍辱负重,逐渐向权力高位走,我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到一个时候就突然发言,我不完全否定这样的情况。但不能所有人都这样,因为这会成为一种借口。

 

妥协是没有边界的

 

最重要的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妥协是没有边界的,你以为你到了那个位置,还是原来的你吗?可能已经变了,因为你必须改变,官场文化中强有力的酱缸,会把你染成你当初反对的对象。换句话说,我对自己没有那么自信,所以随时保持清醒,不敢去染一下。

问: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你对媒体生涯有过怎样的想象与规画?

答:我曾经有过很具体的规画,但你会发现身不由己的时候很多。10年前,我在《南方周末》时,一腔热血,觉得找到了事业感。我以前是学文学的,写小说、写诗,自己的规画是在那条路,不怎么认可媒体,媒体的文字都很粗糙嘛!

进入媒体一开始是为稻粱谋,后来觉得还有点意思,到了《南方周末》,觉得这事说不定还可以干下去,干一辈子也可能。那时候是有些想象,而且觉得中国的进步是看得到的,越来越开放、民主。后来,有一天突然就说你犯了错误,你不能在《南方周末》做头版编辑,甚至不能做采编了,当时觉得打击很大,不可思议,等于你的职业想象都没有了。

 

应会一辈子写下去

 

当然,后来社会变化,让一些本身未必很强硬的指令无法实施,我又做媒体,这时我就很难有一辈子的职业规画。如果有,我只能管到我能做到的部分,比如,我应该会一辈子写下去。原来我还想做张好的报纸,甚至做大。但现在看来决定这事的因素有很多,有些因素你可能可以去克服,但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比如你就是要报导假新闻,或者有些事你就是不能说,你不照着办,可能就会有麻烦。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对极权体制来说,边界是不清楚的,它不是法治社会,边界明晰,我们要去领会领导的精神。

空间有多大?不知道,不去撑就不知道。试图撑大空间,把边界扩展,我要做的是这个。但这的确是很难,很多人觉得你螳臂挡车,太自大了。

我只是希望能够对得起自己的性格和观念。媒体有时候管得紧,有的时候管得松。紧的时候可能连现在这个位置都没有,松的时候或许有机会做得更多,不管如何,我只能在能说的时候尽量说。

 

“我认为媒体在专业问题上应该有更精细化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在一个粗鄙化的管理体制中,让自己也变成一个粗鄙化的对象,那是一种自甘堕落──即使你是反叛的姿态。”这是长平写的一段文字,反对两种粗鄙化,需要勇气,也需要洞察。

“长平是今天中国的媒体人中不多的清醒且自省的人。做为媒体中人,首先他能跳脱出来,认识到媒体的诸种问题,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问题之后他不犬儒、不抱怨,能宽容、理性地看待且身体力行。”这是一位大陆媒体人在通信中描述的、她所认识的长平。在访谈过程中,我确实读到了这样的长平。

这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知道他的历程。

 

离开大学校园后的长平,进入家乡四川的《成都商报》当记者,因为一篇采访歌手崔健的稿件,碰触领导认定的敏感话题,最后被迫离职。

在《南方周末》,这个中国自由派媒体的旗舰,长平灌注了极大的热情,却因在报导张君案、这个10年前大陆破获的重大犯罪团伙时,触及农村青年出路、农村政策等问题,遭到撤职。

辗转回到南方报业的长平,在《南都周刊》副总编辑任上碰到西藏三一四事件,面对大陆巨大的反西方媒体浪潮,他写了篇文章,提醒在反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虚假报导时,要看到新闻控制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北京晚报》甚至以《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一文点名批判。

报社在压力下决定,长平不能再从事新闻第一线工作,也无法担任行政职务。一年后,蒋经国百岁诞辰,长平在《南方周末》撰文肯定蒋经国晚年的政治功绩,也点出是反抗运动不懈的奋斗促进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作出正确的选择。此文一出,《北京日报》又以〈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一文加以批判。

历史上,我们看到太多反抗者,或屈服、或沉沦、或过激、或愤懑,又或不断自我膨胀,这些都没出现在长平身上。他还是那个秉笔直书、理直气和的长平。

 

(杨伟中,《旺报》主笔。本文原载于2010年9月24日出版的《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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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7日, 9:15 上午
分类: 网事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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