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1月10日,《南方周末》在新年献词事件之后出版的第一期报纸上摘编了《人民日报》评论《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并配发点评:“党管媒体是原则,但党管媒体的方式要与时俱进”——这实际正是此次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南方周末和宣传管理部门达成的共识。

在中国,“党管媒体”的原则究竟因何确立?党管媒体的方式有哪些,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因而受到怎样的影响,又作何感受,有何心得?本期一五一十周刊,我们聚焦“党管媒体”。

周刊第一部分,我们试图呈现“党管媒体”的体制原貌。陈力丹指出,“党管传媒”的说法在八十年代末之后“从内部转为公开”并逐渐“制度化”,“这种体制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但是却比宪法和法律还有权势,而且不容讨论”。《党管媒体的八手段》则具体展示了“党管媒体”的手段在新闻生产的全过程中如何实施。

在今天的中国讨论“党管媒体”,离不开市场化这个大背景。刘伟伟指出,对党报的政治控制手段主要有政工系统与单位体制两种途径。但随着党报的市场化,“党报正面临着党宣意识形态与逐利的角色冲突:既要继续发挥‘党的喉舌’的宣传功能,又被推向市场‘企业化经营’,时时刻刻都要在政治与市场之间小心地维持平衡。”周翼虎将国家管制新闻业的手段概括为三点:组织控制、话语控制、财政控制。对比组织控制、话语控制这样的“硬控制”,经济控制是一种“软控制”,结果是“‘市场’不仅没有成为新闻业独立的推动力,反而成为强化新闻业自觉对国家依赖的直接原因。”

周刊第二部分讨论党管媒体与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受到的影响。钱钢在2007年的演讲《中国传媒的发展路向》中用英文的“3C”来描绘中国传媒,即:Control、Change、Chaos(控制、改变、混沌)。他眼中的中国传媒“进了两步,又退了一步,但还是进了一步”;“改变受到控制,控制却正在改变,我们在控制底下改变,也发现控制出现了改变,控制与松动其实是同时存在。”

和钱钢对“改变”与“控制”间关系的判断类似,王毓莉和芮必峰都指出了媒体管理部门、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间权力关系的复杂性。《驯服vs抗拒: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一文试图分析“在面对中国高度国家权力控制下,新闻传媒在从事新闻报导产制时,新闻主管与工作者,在驯服与抗拒的过程中,发展出怎样的隐藏式抗争策略。”《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关系》则关注党媒,指出“党管媒体”的“管”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或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党报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也大量存在冲突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冲突,而不是那种要么是“对抗”要么是“合谋”的二元对立关系。

周刊最后一部分,我们与读者诸君一道分享两位报人的感受与心得。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执行总编辑的长平在2010年9月接受《旺报》记者杨伟中采访时表示:“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回顾了他为这份报纸工作近20年的经历,他表示《南方周末》“尽管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但办报也有谨慎一面。为了报纸的安全我们提出‘四个维护’作为办报的红线,就是要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现行政策、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维护社会稳定。这四条红线必须守住,如果冲破这四条红线,我们早就完了。”

一五一十周刊由“我在中国”()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状】

9-1 陈力丹:“党管媒体”的基本体制

9-2阳光时务周刊:党管媒体的八手段

9-3刘伟伟:政治、市场与党报的影响力

9-4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

【果】

9-5钱钢:中国传媒的发展路向

9-6王毓莉:驯服vs抗拒: 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

9-7芮必峰: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关系 ——以“命题作文”为例

【感】

9-8专访长平:大陆媒体:新的裂缝,新的光亮

9-9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

【洞见专栏】

【FMN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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