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2年又一次”看不懂”的财经数据。为什么要说”又”呢?对,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年底再次突击花钱 “粗线条”看不懂的年初预算

2012年年末,关于一些政府部门在2012年年底突击花费的报道铺天盖地。据了解,这些政府部门在年底突击花费的公共财政,主要来自未用完的年初预算。

中国企业财税管理研究院院长谢学焘认为,作为预算本身,可以和实际执行情况有出入,但是出入太大,若12月份预算支出近2万亿,占了全年支出的六分之一,这就有问题了。年底这么多预算,容易形成滥支出和突击消费。

以深圳市本级2012年部门预算(草案)为例,一些部门的项目支出经费比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的基本支出高出许多,个别部门甚至超出九倍。

此外,一些项目的名称也令人费解,比如政策研究部门的重大文件起草费、税务部门的行业业务咨询费、统计部门的统计咨询服务费等。长期关注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深圳市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吴君亮认为,”这些项目的名称听上去比较’虚’,又缺乏支出明细,不容易接受监督,这就可能滋生腐败,有的即使提供了一些支出明细,但仍然相对笼统,每笔费用的具体流向、是否存在预算过大等问题,仍难从中看出”。

据了解,各地政府部门的预算公开报告中往往存在一些招待费、以培训和考察为由的公款旅游和公款培训经费、政府跑项目的费用等。这些糊涂账如果看不到支出的具体明细,就可能给突击花钱留下操作空间。

即使经济下滑,地方财政收入也远高于GDP增长

截至2012年8月,26个省份公布了去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情况:除上海、北京和浙江的财政收入增速低于本地的GDP增速,其余省份大都保持20%左右的增速,远高于当地GDP增长。

据了解,在已公布上半年财政收入数据的省份中,只有上海、北京、浙江的增速(分别为6.8%、5.3%、4.4%)低于同期GDP的增速(分别为7.2%、7.2%、7.4%)。除此之外,大部分省份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速在20%左右,即使是经济下滑压力较大的东部省份,其增速也普遍高于GDP增速。

比如山东,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7.5%,是GDP增速9.7%的近两倍。广东多年来一直是”财政收入第一大省”,去年1-6月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8.64%,高于同期GDP7.4%的增速。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赵大全认为,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占税收总额70%流转税的增速高于GDP的增速。此外,这说明结构性减税仍有较大空间。

此外,由于现行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过于弹性和模糊,不少地方有关财政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也并未严格追究,当前公共财政透明度偏低,也造成了这一窘境。

CPI的”龟兔赛跑”

国家统计局发布去年12月份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但在大蒜价格暴涨至5、6块一斤,蔬菜价格连创新高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与公众感受”大相径庭”的CPI数据,让人无法接受。有人戏称,老百姓的感受是”兔子跑”,而统计数据显示的是”乌龟爬”。

针对质疑,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副司长庞晓林公开回应说,CPI是一个总体指标,反映的是价格总水平,是8大类商品(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加权计算后的综合平均数,其中既包含有上涨的品种,也包括了下跌的品种。如果拿CPI跟每天上街买东西所接触的每一种商品去比较,往往会产生误解或错觉。庞晓林同时强调,我国CPI的生产过程及其计算方法是科学的,计算结果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然而对于CPI的”不食人间烟火”,广大民众总是感到”体感”压力要比冷冰冰的数字沉重得多。

深圳大运会 投入近140亿收入才12亿

深圳市审计局12月27日发布了《关于深圳大运会财务收支及场馆建设项目审计结果公告》,深圳大运会账单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公告显示,截至2012年9月30日,为举办大运会共投入资金139.96亿元,而大运会收入合计则为12.17亿元。如此的投入产出比,让人瞠目。

据报道,此次审计发现财务收支及场馆建设项目存在五类问题: 一是部分项目未严格按照预算执行。部分项目在大运会专项经费支出时控制不严,存在无预算、超预算、超范围和标准支出等现象,累计金额1274.14万元;个别项目未按预算执行,有的直到赛后才开始启动;二是部分项目未按规定实行集中采购,自行采购程序不规范。经审计,大运会非工程类采购项目共1450个。审计发现,部分项目违反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涉及项目62个,金额1132.18万元,工程建设方面,大运中心项目部分前期费用未按规定招投标,涉及金额合计314.29万元;三是个别物资使用率较低,个别赞助资源配置不合理;四是部分项目建设管理不善,造成投资增加;五是部分工程结算不实,偏差率超过5%。

尽管公告称这五类问题已被移送至相关部门处理,但深圳举办此次大运会,为何投入近140亿才收入12亿,公告未对此作出令公众满意的答复。

“不能说”的秘密之国家土壤污染普查的6年数据

武汉赫山地块,这一著名”毒地”,早些年险成为商品房。该地块是原武汉市农药厂,占地242亩。2007年,在建商品房的施工过程中,因工人中毒紧急停工。2010 年,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回土地,开发商获退款4.055亿,另获赔1.2亿元。地方政府又耗资2.8亿元进行”毒地”修复。

实际上,武汉赫山地块仅是城市土壤污染的冰山一角,武汉的长江染料厂地块,在建成为”长江明珠”经适房后,也被媒体曝光,成为又一著名”毒地”。近年北京、江苏等地也相继曝出”毒地”事件。

所谓”毒地”,即部分城市工业企业大规模外迁后,遗留下的未经修复的污染地块,欧美国家称之为”棕色地块”,国内媒体通常称之为”毒地”。

自2006年国家发起土壤污染普查,2010年普查结束,相关数据至今仍是”不能说的秘密”。

2012年10月3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系统地提出了土壤污染综合治理五项任务。此举被认为是在推动土壤污染治理方面又一重要举措。

但是,对于土壤污染数据,据媒体报道,官方和学界均避之不谈。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表示,他作为全国土壤污染普查的参与者之一,与相关部门签过保密协议,不能公开,”国内土壤污染修复刚刚起步,各层面认识程度不够高,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数据让人”看不懂” 如何使人”信得过”?

如何避免公众对数据产生误读,提高数据的公信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认为,统计数据应该更加公开透明,”统计数字怎么来的,原始数字有哪些,只有都公布了,大家才会知道你是不是有道理”。

不仅要公布基础数据,郭志刚认为,要通过实事求是的工作来避免统计上的问题,并且不能总公布一个简单的结果,真正要说服人,就需要一个说明。”国外原始文件有一尺厚,不怕别人问。但我们做得比较粗。”

据了解,从国际经验看,统计数据的发布并不仅仅是一连串数据的公布,更应当包括数据的来源、方法、意义和适用范围等的公开。发达国家统计机构在发布数据的同时,往往提供详尽的数据来源、生产过程、适用范围。

统计数字的公布是为了让民众获得对宏观情况的更直观印象,它可以并且也应该和个体感受略有出入,然而过分的差距则会极大地伤害数据本身的公信力。相关部门应该尽量统一参数和标准,否则出现的偏差总会给人一种”盲人摸象、自说自话”之感。

来源:IB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