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與一九六二有何不同

  

作者:楊繼繩

四年前在香港出版、至今仍被列為禁書的《墓碑》,作者楊繼繩曾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份、參閱了無數黨史與地方誌資料,親自走進農村採訪,將五十年前的大飢荒盡可能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按他的計算,那一場全國大飢荒,中國的死亡人數約為三千六百萬人。對照過去,才看得出歷史前進與否。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楊繼繩講述了一九四二年飢荒與一九六二年飢荒的不同,以下是楊繼繩口述:

一,大飢荒產生的原因不同。四二年大飢荒主要是天災、旱災造成的大麥小麥秋收時大量減產。而且在戰亂和天災情況下,而五九年大飢荒,河南也有旱災,但不是特別嚴重,主要是人禍,包括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還是極權制度。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儘管古代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還是做不到的,還有化外之民。但在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每一塊田野,每一個班組,每一個家庭,甚至每個人的大腦和腸胃,每個人都在組織的控制之中。糧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書《墓碑》裏面講,那三年是(氣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飢荒的規模不同。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飢荒是全國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個省。

三,大飢荒中媒體的表現不同。《一九四二》裏講媒體沒有缺席(當時《大公報》有報道),看到這一點我非常震動。六十年代,媒體也沒有缺席,但幹的是反面的事情,媒體跟著造勢,「放衛星」,畝產五千、一萬、三萬到十萬斤。但當時吹牛是納稅的,畝產十萬斤的話就得按十萬斤的糧食納稅的,所以糧食徵購非常重。平時徵百分之三十農民就受不了,但那時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餓死人的時候,媒體還在說形勢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餓死人的時候,《河南日報》發表元旦社論:《開門紅,春意濃》,繼續鼓吹大躍進和毛的錯誤政策。

當時有位原新華社河南分社的記者在信陽,九八年我到信陽去調查,我說你當年看到餓死人怎?不報道啊。他說哪敢報道啊,我寫完了也發不了。我說你寫內參也可以嘛,他說彭德懷一個元帥說了句話就被打倒了。

高層對下面的情況是不了解,權力只對權力來源負責任。省委書記只要說讓毛澤東高興的話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么樣。所以極權制度不僅封鎖了信息來源,也封鎖了自己。後來六一年定為「調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來,讓警衛員、親友去調查,他的確不知道情況。知道餓死人,不知道這么嚴重。

四,農民的處境不同,自由度不同。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戶,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來的。我在信陽看到逃荒的人用繩索一個人串一大串,遊街、挨打,被關起來,勞動,不給飯吃。被關起來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餓死了,見糧庫更不敢搶了。逃荒也是一種自由,是求生的一種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丟了我的臉。我向上面彙報這裏形勢很好,逃荒就洩露了我的機密,影響我的政績,跟現在截訪一樣。

五,政府的態度不一樣。儘管當時白修德報道後蔣介石也很不高興,但還是盡量減少影響,給錢、救濟糧食,做好這些工作,是一個挽救農民的態度。蔣介石的兩次日記裏寫到過,把大飢荒當作很大的事情來看待的。咱們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難時期,糧食儲備最多的時候,信陽餓死一百萬人,當地糧庫就有大量的糧食。把信陽當地的糧庫打開,信陽就不至於餓死人。當時是糧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僅是糧食,雞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點、進口一點糧食(也會少死人)。起碼作為一個執政者,不管從皇帝到專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還有開倉放糧嘛,但當時都沒有。為什?不開倉放糧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這?嚴重。政治體制非常僵化、行動遲緩。

特供的情況存在,但不是造成飢荒的主要原因。各級領導人層層剋扣糧食,甚至生產隊長、公社這一級多吃多佔,揮霍農民的糧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級幹部是為了享受,基層幹部是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點權力都想多佔食品,這是很厲害的。到食堂吃飯,飯勺——農民的生存權——就掌握在領導手裏。如果你不聽話,偷吃莊稼,就扣你的飯,有人餓死在食堂門口。

六,走出大飢荒的原因也不同。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飢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濟也來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飢荒的原因還是各級農民自救。當時不允許搞包產到戶,安徽的曾希聖明確跟毛澤東提出包產到戶,講了幾次,試試看。當時大面積的包產到戶,農民可以自己尋找食品。當然氣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開一點,農民就不至於餓死。但放開了一兩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了。

七,政府的高層不同。蔣介石時期議員可以批評政府。六十年代大飢荒不同,彭德懷說了一句很溫和的話,就被打成右傾。

八,民間組織救濟。蔣介石時還有民間組織,包括教會,可以救濟。六十年代沒有民間組織,沒有地主,大家一樣窮。社會狀況不一樣。

九,大飢荒過後的認識不一樣,我們先是隱瞞,不讓講,農民餓得不行了,上面來調查,農民餓得走不動,要拄拐棍,但不讓拄拐棍,要裝作沒有餓到的樣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話就封鎖信息。信陽公安局扣下了一萬兩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郵局,是公安局查信。寫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沒有反思,壓制輿論。基層就向上隱瞞情況,高層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一九六一年說是天災、蘇聯逼債。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惹毛不高興,成為後來文革的動因之一。

蔣介石時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體也有報道。六十年代媒體也有報道,怎么報道呢?指定地點安排人去看,當時外國專家去安徽的逍遙津公園去看,安排女子穿著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擺滿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國專家,包括斯諾,寫出報道說中國沒有飢荒,一個英國記者寫了本書,叫《無知的內幕》,也說中國沒有飢荒。這些外國人寫了之後,新華社翻譯過來,說外國人說中國人沒有飢荒,用來統一思想,控制輿論的方式。

—— 原载: 亞洲周刊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墙外新闻实时更新 欢迎订阅数字时代



2013年2月22日, 8:00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