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二十七)

  

陈小雅

蔡和森决心做“恶人”

在北京已经“大开眼界”的蔡和森,并未领略杨师的深意。此时,他已经想出一条有绝对成功把握的“野路子”——将政府部门及相关组织的计划抛在一边,自己制造出一个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大局势”,“迫出一个大借款”。他所借鉴的经验,是刚刚过去的那场大水灾。

1917年,是中国灾荒史上记录沉重的一年。

首先是在年初,台湾发生地震,“房屋全倒一百三十户,破损三百九十五户。死五十四人,伤八十五人”。全岛除南端以外,都有震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发生三次地震。在大陆的安徽霍山地段,也发生了山崩地裂,且有火山喷发,震感波及湖北、河南、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尤以“鄂省最烈,武汉三镇倒塌房屋数十处”,阳新大鸡山煤矿被震塌三十余丈,有工匠四十余人被活埋。紧接而来的灾荒主旋律,是遍及半个中国的水灾:长江决堤,湖北二十余县被淹没,“水势泛涨,内河外江莫不澎湃”,为民国建立后所未见。鄂城县樊口一带淹没良田万顷。整个汉阳城“宛在水中,登城而望,四围皆水”。下游江西也水势泛滥,在赣江与长江汇合处,发生“逆流而西”的奇观;湖口、彭泽各县低洼地带“几成泽国,茫无涯际”……在北方,黄河也在利津等处决口。刚刚经历了大半年苦旱的山东“淹没四十余村”,黄河崖河口突决,德县附近数十里一片汪洋。与此同时,辽宁的巨流河、大凌河溃决;洮河、柳河、青河、柴河等也同时暴涨,“奔腾倾泻,势甚狂猛”。据水灾调查员的报告,遭灾的三十三县中,极重的有八个县,次重的有十三个县。“惟八县中乃新民县为最惨……冲倒房屋七千五百余间,淹毙人民不知其数。待赈灾民四五万人,无衣无食,待哺嗷嗷……”。其余,还有湖南(包括省城长沙在内)的三十余县,四川(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二十六县,陕西十县,贵州十余县,山西(包括省城太原在内)的九县,广西九县,河南三县,都程度不同地爆发了水灾。在京津一带,则有永定河决口,南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决口,洪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铁路中断。仅直隶一省,“被灾地区达百余县,灾民五百余万人”。 更有福建、厦门等地,因风灾加水灾,冲毁房屋、船只无数,海面到处漂泊着断头、断手足的死尸……[1]

据记载,这场大水,在天津达到了“市区可以陆地行船,周围乡村一片汪洋”的境况。老百姓为此缺柴少米,困苦不堪。有人散布迷信思想,说老百姓得罪了“金龙大王”,要老百姓进香还愿,借机诈骗钱财。年仅二十三岁的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看到这种情况,编排出一部新时装剧——《童女斩蛇》,宣传“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思想,义演所得款项,用于捐助天津的灾民。在政府方面,则是一方面开仓赈济灾民,用“大放血”来弥补人民所受损失;一方面则是派得力人士,督办河工……上述熊希龄担任“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的督办,治理水灾河工两年,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情。

与梅兰芳通过灾情想到了艺术创新和义演捐助的情况不同,蔡和森通过这次大灾难想到的是如何从政府的腰包里掏钱。他的逻辑是:政府既然可以为“水灾”发放“赈济”,应该也可以为“人灾”再放一次血吧!湖南有的是人!而且是年轻的、犯着“勇猛轻率的神经病”的年轻人!

请看,1918年8月27日,蔡和森给陈绍休、萧子暲、萧子升、毛泽东写信说:

“……万不可以‘人数有限’遏其动机,绝其希望;当另筹一调剂办法,尽量收容,成一大组织……可靠不可靠,有把握没把握,全不虑其不好下台也,……至其方法之可言者,约有三端:(一)侨局……(二)熊章……(三)就是组织财团。如有三十人来,就要夹三分之一之有钱者及有借贷力者。……如有六十人来,就要夹二三十个之有钱者及借贷力者。……不但一方可纾借款无着之忧,一方尤可造成一大形势,以迫出一个大借款。……财团只是壮胆,只是促进大形势之一种手段,资本金并不要如何雄厚,又并不要如何可靠,此又须活看活做者也。……今使弟再大放其浮词,将青年界全体煽动,空全省之学子以来京,此在旁人视之,必以为不好下台,不知此正是好下台处:在正面言,形势愈大,愈好着手,退一步言,湖南学子,竟大多数患了一个勇猛轻率的神经病,此病甚于此回之水灾,而赈济之效亦大于水灾之赈济;则熊氏等自不得不负维持之责,自不得不乐于维持;……盖熊氏有为本省筹一百万元善后款之说,弟想从此中抽借几千,当亦为彼所乐许。”

“……弟此前之所以促升兄早来者,全为此也。究竟杨师个人,尚是难得保证,弟与师议请师联络熊,一面同作保证,一面向他借款,师已谓然。……盖此事欲得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

“润兄7月26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至于求财,其方亦自多端,(一)遇,(二)访,(三)造。……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2]

此时此刻,这个革命青年,不要说全无替政府和国家利益着想的境界,就是处于水深火热的本省同胞的悲惨境遇,也抛到了九霄云外!

大概是由于蔡和森信中所说的办法,实在不能为一般正人君子所能容忍,毛泽东给蔡的回信,似乎还有所保留。他说,他只同意把蔡的办法,作为一种“暂时的手段”,如“借路过身,一入地狱”,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蔡以为不然,认为那是一种“伪善”、是“乡愿”。此后,他又单独给毛泽东去信说:

“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窃以为人不能有善而无恶,正人之恶,即是善之变相,求全则难免不为乡愿。……恶经正人君子为了一回,则其阶级,就要演进一层。尝耻吾国之思想圈及善恶圈,只有一个铜钱大,窃欲扯直而延长之,善恶俱进,无甚轩轾。现为一恶,而将来能得十善之果,何所顾恤而不为之!……君子无弹性,此乱之所以不止也。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演而进之……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3]

——这真是一篇经典的“无产阶级善恶观”文字,几乎无一字不可点,无一句不可圈,无一个立论不惊人,而全无故作放浪之态!

毛泽东此后的一生,虽然仍脱不开“伪善”的面具,但他的“玩弄善恶”的种种表现——如标榜“宁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的曹操;自命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恶;不怕原子弹炸死几亿人——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蔡和森这位“道德启蒙”老师,更超过蔡和森的东西方老师——墨翟和列宁了。毛泽东此后,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数不清的“玩弄人”、玩弄“人海战术”的纪录,就更是空前绝后了!

毛泽东“哑谜”的谜底揭晓

读了毛的这位无产阶级道德“启蒙老师”的经典文字,再回过头去看毛泽东对《云中落绣鞋》的评论——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就很好理解了;再回过头去看他给彭璜的信,其中那几个难解的“谜语”,也就都有答案了:

恶人自己不认为恶——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正人”。

吾人恶之,未必无蔽——阻挡了“正人”为恶,就是阻挡了“善”的扩张进程,所以有“蔽”。

恶在究竟,仍不为恶——如果恶行是为了善果,即为了“阶级”能够“演进一层”,恶自然也就不恶了。

一句话,只要目的光明,可以不择手段。

那么,排除通往光明大道上的一切“绊脚石”,自然而然,也就可以不受道德的谴责了!

从这层意义上说,毛泽东的确也不是“为了自己”。

至于那最后一个“谜”——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在那条道路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了!

不过,在现今的“正史”中,这个堕落的过程,却是一幕幕历史的壮剧!

注 释:

[1] 见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版。

[2] 见《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6—9页。

[3] 1918年8月21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同上,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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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3日, 9:15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