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维社报道,中国一部名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电影,当它于今秋在全国上映时,各地的观众将会看到一部充满苦涩的革命浪漫主义欢乐的传说。电影戏剧化地讲述了在上世纪50年代期间,数千名年纪在13到19岁的少女,随着军队的足迹,来到中国遥远西部的穆斯林地区定居的故事。
  
  但在现实生活中,那是一次炼狱之旅。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该报驻远东记者谢瑞丹的一篇题为“毛泽东时代奴隶少女新娘的隐藏痛苦”的报道。报道说,一批老年妇女出面讲述,当年她们是如何被虚假的培训和教育承诺引诱去中国的新边疆,结果发现自己被关在军营里,被强制与军人结婚。记者还发现,毛泽东曾批准派遣了900名原上海妓女到军队中接受“思想改造”,数千名战争中留下的寡妇也被征召到西部大荒原,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新丈夫孕育后代。
  
  在成千上万名移民西部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的故事,像作家卢一萍所记述的这八千名来自湖南的女孩这么的悲凉。卢一萍花了5年时间,追踪采访当年湘女中幸存者,这些人当年大都是清纯的农村女孩,对“新中国”充满理想。“当时,在新疆有20万名士兵,只有少数已经结婚了。所以,从1949年到1954年,军方上层在隐瞒征召女兵的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从中国各地征召了4万妇女进疆,”他说。
  
  “她们被告知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绝口未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卢一萍在百度网上说。而在湘女们在长途跋涉,刚到达西部时,就得到了当头一棒:她们被立即上了一堂“军事”课,其内容与苏联式的理想,或者建设工程毫无关联,而是“革命婚姻”。然后,她们被送到遍布各地的军营。一组20名的湘女发现她们被送到一个有1,000多人的军营,几天内,就马上与20名资格最老的军官结婚了。
  
  当年15岁的肖叶群拒绝与一名26岁的部队政委王富民结婚。“当时我发现他比我大9岁,我不愿意当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她回忆说,“他就拿出了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像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几十年后,就在中国准备庆祝解放60周年之时,肖叶群和其他湘女的故事在媒体上发表了。包括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当年的湘女戴庆媛回忆说,“军区的司令官王震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就哭了。
  
  戴庆嫒还回忆说,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来说,觉得结婚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边疆。我认为那种婚姻是道德婚姻。过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那个时候都服从了。”
  
  《八千湘女上天山》的作者卢一萍说,他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全体湘女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它唯一的价值也许就是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面对每一位湘女,就是面对她们的一生,也是面对中国上个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她们让我承受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口粮、种子,所剩无几。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400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七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尔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前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300卢布,所需费用要数亿人民币,这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当时的决策者只有采取历朝历代所实施过的政策,那就是依靠屯垦来戍守边陲。但自汉以降,历代屯垦无不陷入一代而终的局面。这使决策者们认识到,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让屯垦者扎根于此,使这里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家园。
  
  但新疆当时只有30万汉族人口,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所以,当时的汉族人口是不能解决驻疆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的。而道理很简单,有男有女才能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养儿女,有了儿女才能谓之扎根边疆,扎下了根才能最终达到屯垦戍边的战略目的。正是在这个战略目的之下,当时实行了这种带有很强的由组织出面、带有“分配”特色的婚姻形式。当时的决策者也知道,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施的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政策。实行“分配婚姻”,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婚姻方式。
  
  对于她们这一代人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衡量。因为当时还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的婚姻模式,这种非自由的婚姻模式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婚姻“幸福”与否,“父母”只考虑自己的目的。只是这里的父母和媒妁变成了“单位”和“组织”,它更加强力,更难以违抗,她们内心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她们的牺牲,驻疆的二十万大军的军心就不会稳定;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那些丰饶的绿洲;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新疆的屯垦事业;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新疆今天的稳定。她们是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但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湖南女兵多为知识青年,她们带来的是湖湘文化,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影响着这里的人,影响着自己的后代,让这种伟大的东西在这里扎根,并与其它文化交融,它为新疆混血的文化特质注入了新的血液。
  

  本文摘自《颜昌海先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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