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長假，中國人聚在一道，難免要議論天下大勢。本期《陽光時務周刊》為此選擇了一個大話題：中國大陸會不會發生一場新的政治革命？本刊讀者將會看到，這個絕對不輕鬆的話題，不僅在內地，而且在海外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原因其實很簡單：在剛剛過去的龍年中，中國模式的危機發展之快，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期。
中國模式為什麼看來難逃”其興也勃，其亡也速”的命運，更重要的是，中國模式為什麼遲早會引發一場政治革命？這個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借用《國家為何失敗》一書提出的關鍵概念，中國模式的要害就在於，這是一個以 “榨取”為動力的發展模式。
正如該書的作者告訴我們的，歷史上以少數精英榨取為動力的經濟發展是主流，只有少數國家幸運地打破了搾取性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惡性循環，走上持久繁榮之路。該書還告訴我們，搾取性的體制必然導致多數人的貧窮和發展停滯。那如何解釋中國模式帶來的經濟奇蹟呢？該書作者其實並沒有給出好的解釋。
該書作者指出了一些人所共知的重要因素，如政治集權紅利，趕超紅利，開放紅利，人口紅利等等，但他們忽略了中國模式與多數榨取式增長的不同。中國模式是一種極為獨特的制度安排下的榨取發展模式。我把這種模式定義為”黨主”下的榨取模式，從而不僅區別於民主模式，也區別於傳統的君主模式和現代的獨裁模式。”黨主”模式的要害就是，它其實是一種”無主”的榨取模式，因而注定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必定成為一種自我毀滅的榨取式增長。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為什麼中國的高速增長必然伴隨著對精英的逆向淘汰，對資源的竭澤而漁，為什麼官耗不斷膨脹，而民耗（居民消費）則難以提升，為什麼會山河盡污，空氣有毒，以至於中國社會正在逐漸喪失再生產的能力，給子孫留下無窮禍害。
“黨主”的榨取模式，也就是”無主”的榨取模式直接來自六四後的兩個關鍵性制度安排。一個就是中央領導任期有限制，另外一個就是強制地方以固定比例高速遞增上繳收入。前者注定了決策者不會顧及後任的利益，更不會顧及後代的利益，後者則引發了地方間的惡性競爭。各地競相壓低人權，掠奪資源，破壞環境，同時也競相膨脹信用，變相增發貨幣。
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帶來了社會的高速腐敗和墮落，一場政治革命不僅遲早會發生，而且很可能比人們的預期來的快得多。
中國的新領導人顯然已經認識到了革命發生的可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動反腐。但他們需要知道的是，中共已經錯過了以改革避免革命的”戰略機遇期”，因此，”老虎蒼蠅一起打”不僅避免不了革命，還會加速革命的到來。關鍵的因素，就是”黨主”下的榨取式發展，是一個不斷把人引向作惡的發展模式，以至於作惡的人數越來越龐大，非革命不能遏止這個社會的癌變過程。
因此，在這個辭舊迎新的時刻，我誠懇和認真地呼籲中共的新領導人，放棄挽救”黨主”模式的幻想，勇敢地開拓歷史，擔當起這場不可避免的政治革命的領導者角色。這將不僅是一個利國利民的選擇，也可以是一個利己利黨的選擇。
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為這個事實上”無主”的”黨主”榨取模式，已經走到了這樣的地步，所有人，包括在這個榨取式發展中得到巨大好處的人，都對未來沒有信心。幾乎所有既得利益者，都處在”再撈一把就跑”的心態之中。事實上，很多人已經安排了後路。因此，”黨主”模式的既得利益，與那些真正”有主”的榨取模式有很大不同，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強大和可怕。這種既得利益的脆弱性和任期有限制對精英的逆向淘汰有很大關係。人們不難觀察到這樣一種現象，越是後上台的人，品質越差，膽子也越大，撈得更狠，更多，更不顧後果。
正是這樣一種既得利益的動態構造不僅令革命不可避免，而且會加速到來，同時，也為中共的新領導人超越”黨”的利益，領導一場政治革命創造了歷史性的機會。中共的新領導人必須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今日之”黨”已非昔日之黨，它不僅與49年剛得天下的中共有天壤之別，而且與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共也大不相同。當時中共黨內一大批像習仲勳這樣長期被冤屈的志士還在，對政治和經濟的平穩轉型起了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經歷了二十多年”黨主”的榨取式增長，今日的中共藏污納垢，早已成了搭便車和寄生蟲們雲集之所。想要通過純潔黨的隊伍來避免革命，不僅來不及了，也和政治轉型的大勢相悖。
所謂政治革命，並非簡單的改旗易幟，而是要老老實實地擴大社會各個階層的政治權利，從根本上再造國家的合法性基礎。既然這個過程不可避免，減少這個過程的破壞性和動盪風險，是所有人的利益之所在。因此，中共的新領導人確實有望得到最廣泛的民意支持，自上而下地推動一場政治革命。這個再造共和，實現民主的過程，不僅符合中共新領導人的個人利益，也會增加中共獲得新生的機會。如果說前蘇聯的崩潰對中共新領導人有什麼教訓，我認為這就是最有意義的教訓。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六十多年前，中共打江山的一代人曾用這句唐詩來說服國民黨的忠臣放棄”黨國”，再造共和。現在，輪到中共的後人從中汲取靈感，翻開歷史的新一頁。
摘自《阳光时务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