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唱紅」像一場熱病在幾乎整個中國傳染了一陣子,連香港也不例外。去年 2月間,由香港某報主持組織的「重慶紅歌唱響香江」活動,在港隆重登場,數百名專程從重慶請來的男女老少歌手盛妝打扮,登台高唱紅歌。唱紅團分別在香港大會 堂、香港理工大學及駐港部隊軍營舉行演唱,其中在大會堂的首演,更吸引香港眾多政要名人捧場,據稱有 1400人出席觀看演出。而主持者每場必看,並稱「每看一場都有新的感受和體會」,還說唱紅「反映全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是中華民族精髓彙編」。

薄熙來也是強調「紅歌」價值觀的,他有一首詩「火紅六月燃激情,穿山破霧赴山城;唱響紅歌頌黨恩,堅定信念强國民」,說的就是紅歌能用價值觀來堅定全國人民的信念或信仰。現在看來,薄熙來自己未必有什麼「全人類共同普世價值」的信仰,他只是在用紅歌為實現他的政治野心神道設教而已。問題是,為什麼在中國居然有這麼多的人相信他呢?

「信仰」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可以用來指不同性質,具有不同內容的「信念」或「確信」,可以指對神的信服和尊崇和虔誠,也可以指對鬼、妖、魔或天然氣象的恐懼,還可以指對傳統聖賢或現代意識形態、政黨、領袖的尊崇和崇拜。只有真誠的信仰才會把它所尊奉的信條當作人生行為的準則,因此,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的「信仰」不在討論信仰的範圍之內。

信仰與崇拜經常聯繫在一起,但是信仰與崇拜有所不同。信仰主要針對「觀念」,如極致的真、善、美,而崇拜主要針對某個「個體」,例如上帝、耶穌、太陽、領袖等。信仰與認知(相信)也不同,一般說認知(相信)一種理論,而不是說信仰一種理論。信仰帶有情感體驗色彩,這特別體現在宗教信仰上。信仰的價值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它能指導人們的人生行為。

有信仰的人同時也選擇了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人生行為有了原則的指導,不至於全憑功利的考量,隨波逐流、附膻逐腥、無法無天、無所不為。一個缺乏信仰的社會,不是因為缺乏某一種信仰,而是什麽信仰也沒有。這時候,由於普遍存在的焦慮、不安,特別容易出現對信仰饑不擇食和病急亂投醫的情况。各種打扮成信仰的宣傳、蠱惑、迷信、崇拜也就特別容易乘虛而入,隨時有可能出現「神道設教」的偽信仰。哲學教授鄧曉芒曾把中國的宗教分成「自然宗教」和「實用宗教」兩種,神道設教是一種實用宗教。他在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對三種宗教的區分(自然的,藝術和啓示的)比照中,發現宗教在中國從來沒有上升到啓示性宗教的高度。

在三個不同的層次的宗教中,第一是「自然宗教」,就是迷信、巫術等等。第二是「實用宗教」,因為有需要、有效,這才用宗教來做教化和馭民的工具,這樣的神道設教相當於柏拉圖所說的「高貴的謊言」。第三是「啟示宗教」,又稱「自由宗教」。

中國沒有自由宗教,這與中國的自由精神缺失有極大關係。神道設教是一種在中國千百年來行之有效的實用宗教。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功利主義的理解是,你祭祀神靈的時候,要好像那個神在那裏一樣去祭祀。至於是不是有神,你不一定要相信。你也許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要做出好像相信的樣子。對老百姓進行教化,你要做出樣子來給老百姓看,讓老百姓有所敬畏,這樣才能夠管治他們。「唱紅」的宣導者就是這樣的功利主義者,他們自己貪腐、專制,甚至冷血地殘害和謀殺他人,對「紅的普世價值」只是做出相信的樣子,但卻要別人真的去相信,去實行。

「神道設教」的原意有兩種︰一是《易經》所說的,君主順應自然之理以教化人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如孟子所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在位的君主稱為天子,順應天命而治理國家,都是神道設教之意。二是利用鬼神以統治並教育人民,這是《後漢書》所說:「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前者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則的運行;後者的神道是以特定的鬼神信仰,給予人類的啟示和指導。前者尚是理性的,後者即屬於盲從的迷信了。

自然宗教很容易轉化為神道設教,成為邪教。稱其為「邪」,是因為它能夠氾濫成災、惑亂人心。邪教的神道可能假託鬼神的降靈(如太平天國時的楊秀清),也可能根本就是靈媒、乩童等巫師、術士的操縱,後一種情況更為嚴重。他們能够翻雲覆雨、顛倒黑白,也能够救世濟人、益物利生,信從者愈多, 他們的「靈力」愈強,若為野心家所用,即成為亂世的禍種。大多數現代的中國人都能認識到這是迷信,但在現代文化不發達地區,這種迷信仍然不乏信眾。例如,湖南邵陽一名婦女對鳳凰電視台採訪記者說,她曾經被毛澤東附體,當地民眾更是盛行在韶山毛澤東銅像前用卦木祈求預知禍福。

現代國家的統治技藝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設教」,所謂的「道」,就是統治意識形態,而「教」則是統治的黨、政國家機器。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神道設教中留有古代的兩個原意的痕迹。它會具有某種老百姓愛聽的自然之理和順應民意的內容,因此總是會使用「人民」的名號;它同時會用某種系統的說辭,通過一整套的組織方式來統治並教育人民。因此,順應民意與教育群眾是它的兩個組成因素。

比如說,當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向德國人民作出諸如消滅貧困、保障就業、和平、民族復興、國家富强等美好承諾時,很少有人會想到希特勒會給德國和世界帶來戰爭,或是會殺害數百萬猶太人。同樣,二戰後的東德執政黨允諾人民一個和平、民主、保障社會福利、沒有剝削、戰爭和痛苦的社會主義平等生活,這使得東德的人民願意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一開始並沒有人想到會築起一道柏林牆,政府會壓制公民的言論和集會權利,會有秘密警察監視每一個公民的一舉一動。

與這樣的高效率的體制化神道設教相比,前現代神道設教的「道」簡直太簡單了,而「教」的力量也實在太單薄,太局限了。像「替天行道」這樣的「道」只能用來造反,但不能用來統治。現代的神道設教既可以用來造反(革命),又可以用來統治。它能够從事兩種性質不同的使命,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多用途的,可以稱作為「信仰」的東西,那就是某種可以無限解釋、隨機應變、詭異莫測的「主義」或「思想」。然而,即便它是柏拉圖說的那種利人利己、利害參半的「高貴的謊言」,它仍然只不過是一種實用宗教性質的僞信仰。那些被稱為是「紅」的思想,包括唱紅思想的歌,就是這一類偽信仰謊言。

一個民族、人民或社會如果沒有以自由為靈魂的信仰,那麽敵視自由的神道設教便有機會成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不僅控制個人的精神和思維方式,而且滲透到整個群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

彼特沃克 (Randall L. Bytwerk)在《彎曲的脊梁中》深刻地分析了前後發生在同一個國家裏的兩種神道設教——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和二戰結束後到 1989年的東德黨意識形態,都是專制的黨國統治。他稱這種神道設教為「世俗宗教」和「國家宗教」,它「致力於對歷史的一種完美構想(an ideal vision),並以實現這一構想的世界作為自身使命。它擁有一個願做一切必要之事以達成目標的政黨,一個源於天命或歷史法則而選擇的領袖,一種將其主張滲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觀,一種對大眾宣傳充滿自信的依賴,以及對至少大多數制度的中央控制」。

偽信仰是由於民眾精神不獨立、思想不自由、人格不能擺脫奴性而形成的一種習慣力量。它最初被狂熱地接受、盲目地依賴,後來沒有遭到徹底的清算,有機會在潛伏中延續,因此獲得了心理力量和影響力,並在一些人那裏被當作信念或信仰接受和保存了下來。「紅歌」像一場熱病似的發作,並在沒有得到治療的情況下嘎然而止。由於沒有治療,它的停止只是一種偶然的幸運,很難說它或它的變化形式不會在潛伏中延續,保持着它的心理力量和影響力,並在下一次適當機會到來的時候,又一次成為一場新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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