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牛津大學出版社曾出版過一套關於香港研究的學術文集,裏面有一本《香港文學 @文化研究》,作家也斯有一篇著名的論文,題為〈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當時不以為意;後來多了面對兩岸三地的場合,諸如座談、撰文發表,才深刻體會到,不止是故事,香港的特性,對不熟悉的他人來說,實在難辨。

近來工作需要,常要處理台灣出版書籍,將香港的出版品與之一比,便有感嘆。台灣書多半定位清晰,文學書有文學的清雅或鮮明,實用性重的大眾類書籍則往往把所有賣點在封面點明(於是會有長逾 20字的書名),重要哲學著作一定會有作者照或者清楚的作者名在封面,普及知識類也各有一套習用脈絡。如要將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ton)的哲學性論述,處理為一般大眾會關心的題材,便把原名 status anxiety(地位的焦慮)改為「我愛身分地位」,作了關鍵的轉換。

而香港書呢,操作性往往不明顯,原因可能是香港出版業不如台灣出版業那樣規模龐大、規矩井然,有些人要笑「唔夠 professional!」但是,這些封面含混、拒絕解釋、甚至故意錯置的書,品質有時卻是極好的,尤其多有創意之作。如上書局出版的《硬膠政治》,封面是高登小丑神及書名俱在吸引高登網民,但翻開裏面,是極具中產風格品味和內幕格局的政治美學評論,這不是故意錯置嗎?陶傑的書由皇冠出版多年,近年書名及封面風格大變,切入時政熱話抽水(如《砧板上的洗腦教育》、《剩女時代的通識教育》),甚至惡搞作者本身,完全放棄風雅路線。有次我遇上陶傑,向他表示「看封面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書」,他淡然道「唔知咪好囉。」

例子不勝枚舉,我只覺得,這些都有揭示性的意義。香港文化有其混雜性,不高蹈、不安於原位。那些有質素有見地甚至是有先鋒性的書,都有一種逾越的性格,以打破藩籬和固有認識為己任,安然接受只有少數極具耐性和洞悉力的知音才能理解的寂寞境遇。求什麼?只求留一畝自耕地,做自己覺得有意思的東西。

他地文化人有個「格」,俗一點說,擺出來的姿態,就同時是表示「你應該這樣對待我」。而香港的許多文化人,其實都有周身武藝幾門絕活,但不求聞達,甚至不求被別人理解,對平民的巿場俯首低眉,那種謙虛有時是面對前行者而發的,像我有次問才子游清源為什麼不結集出版,平時嘻皮笑臉的他突然感慨起來:「你想點?在香港寫野,你想求乜野?你睇下以前既人……在香港寫野無野求。」是呀,若文學泰斗劉以鬯先生也寫馬經煮字療饑,我們後人還好意思擺什麼姿態呢?有次在台灣做文學活動,崑南先生經過,隨後梁文道向在場者解釋:「其實崑南先生在香港文壇的地位……類似於白先勇在台灣吧,台灣隨便什麼人見白先勇都要躬身叫老師,但我們見崑南只會叫『嗨!崑南。』」如此隨和的低姿態,有時在他地不免被看小,只因為我們沒有擺出「你應該這樣對待我」的姿態。

如果用王家衛《一代宗師》的語境去說明現在也許更易懂:當葉問、宮二、一線天這樣的一代宗師也在香港混跡江湖大隱於巿,後人真是無從崖岸自高。葉問的見眾生,也不過是開班授徒,傳藝於世——這本就是向孺子俯首的極低姿態。要講這種香港獨特的隨和不高蹈性格,其實剛過世的也斯先生在《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一書中有很詳盡的論述。他說香港的重要文學作品,不少在一般報刊雜誌甚至消閒婦女雜誌中發表,又習與中國內地灑狗血式的共產美學、及台灣的儒雅風度劃出分明的差異來作自我定位,養成一種不高蹈不誇飾的傳統。

如今香港本土性追求已成大勢所趨,種種更簡化和二元對立的本土性格,每日都在網上重提。可是這些簡化版的香港特色,也許亦是同時在湮沒過往精微複雜的香港性。還要不要堅持敘說曲折的故事?每每在向他人講述香港時感到困難,一口氣提不上來,幾乎不想再解釋的時候,我便回想,前人諸多困難中的種種開創,不能讓之湮沒於囂囂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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