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台灣人,前一陣取道香港從廣州入境大陸,在廣州路遇「南周」抗議,也前去發表了演講。和我們見到時,說起這事,他在我們眼裏簡直是英雄。

但他說那其實不算是演講,不過是路見不平,說了幾句。在街上遇到欺負人,誰都會上前制止吧?遇到老人跌倒了,誰都會上去扶一把吧?但在我們這裏,還真不是誰都會,相反,誰都不會。

我們又為他擔心,他的演講是否被警察拍照?他說有。那危險了,有證據了!但他說:「我又沒有違法!」我們說,你一個台灣人還知道大陸的法?他說知道,還硏究過大陸的《憲法》。我們中有人就懷疑他是學政治出身,甚至是搞政治的。但我知道,他是生意人。有人又說:他一個台灣人,大陸也不能拿他怎樣。但他卻是在大陸經商的。

他一個生意人,竟然關心政治。在大陸,許多知識分子都不關心政治。此次「南周事件」,許多我想像應該發聲的知識分子居然很沉默。他們平時批評體制,批評官員腐敗,批評司法不公,批評莫言不言,但此次卻不言了。後來跟一個人交流,說是因為此次事件是直指宣傳部門,這是決定他們生死的衙門,還是不要自撞槍口為妙。回想當年我書被禁,除了個別作家,幾乎不發言。作家可以承受經濟壓力,但不能承受被禁止發表作品,將心比心,也應理解。就是媒體,起初報道,後來當地宣傳部門一下封口令,當地媒體就再也無法跟蹤事件進展了。異地媒體也受到了壓力,無法再報道。共產黨是搞宣傳起家的,所以最懂得宣傳的利害。

但知識分子本來就以政治為生命,為言論而死,就如聖徒殉道,死了,也死得其所。商人卻未必,在商言商,唯利是圖,可以不摻和政治。但是他卻去摻和。他說他摻和的不是政治,是生存。就好像選舉投票,不是政治而是生存。這種意識已經滲入了他的骨髓,他的反應已經成了本能反應。他說他談不上勇敢,只是「吱」一聲。腳被踩了,總會「吱」一聲。別人的腳被踩了,你看到了,也會要「吱」一聲吧?這是基本常識。

在平時跟他接觸中,我發現他常能說出讓我們吃驚的觀點。比如他問宣傳部可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如果不是,卻又行政,豈非非法?比如我們總說中國富强了,他就會舉出許多基本問題。關於上世紀 80年代的改革,我們雖然也說執政者所以改革,是為了繼續執政,不改革就得被掀下台。但他說,執政者改革的目的還為了「把猪養肥了好宰」。想想還真是,民眾創造的改革成果,民眾自己雖然得到一些,絕大多數被國家權貴剝奪走了。那些對自己的生活沾沾自喜的人,用他的話說是「被人賣了還替人點錢」。還有,遇到貪官事件,大家都在痛駡貪官貪污了國家的錢,他說:什麽拿國家的錢?國家哪裏有錢?國家的錢就是民眾的錢,你們是納稅人!當年在日本,每到涉金政客被揭,日本人異口同聲說這是拿了我的錢,我也受了教育。但是回來這麽多年,這意識又弱化了,聽着「貪污國家的錢」這樣的話,時常也沒反感。我們已經被遮蔽,已經「久入魚肆不聞其臭」,已經無法聽從本能的反應了。我們驚訝他的深刻,其實他只不過作出了一個人的本能反應。我們崇敬他的睿智,其實他不過說出了基本常識。我們說他勇敢,其實是我們自己太猥瑣。他其實並不是英雄,也不是思想者,他其實並不傑出,他只不過是會本能地發出「吱」的聲音。

「南周事件」據說取得了勝利。他卻覺得那不是勝利:真相必須查明,責任者必須處理,審查制度必須廢除,甚至,當局必須從此實行「憲政」。我們都笑他太理想化了,還是「外來和尚」。中國大陸的問題很複雜的,我們說。但是在笑他時,我們是否想到自己已經習慣於妥協,把理想打折扣?一次打折扣,就次次打折扣;一打再打,最後打到沒有理想,把自己賤賣了;打到跟買家一個心思了,「共識」就達成了吧?那已經離「常識」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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