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扩张地说:中华民国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那时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更近,崛起近在咫尺!那时的中国,有如下今日中国不能比拟的辉煌——

1,有全球外交战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

2,有经济高速增长: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3废除了清末全部不平等条约:对晚清延续下来的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采用修约方法,而不是革命外交废约——因为废约也意味着断绝交往,不能从科技、经济、军事强国那里获得发展本国实力的基本条件,实际将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经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不断努力和谈判,至北洋政府末期(1927年),已经奠定了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大约已经废除了一半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废除了全部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废约”以后,不仅实现了与各国的平等关系,还与世界上各个国家维持十分友好、和谐的关系。

4,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1946年,中美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约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可相互开放内河、领海航行权、“中国公民自由往返美国”……其中很多待遇,共和国现在想要都要不到。实际上该条约是基于中美盟友关系签订的,对中国在1940年代就“大国崛起”相当有利。此外,中华民国于1945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国,1947年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WTO前身)创始国。(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加入WTO,还有人觉这是多大的成功,国际地位提高了,十分自豪,呵呵)

5,抗日卫国战争获胜: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7月中、美、英举行波茨坦会议,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中国亦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6,联合国五大创始国之一:1945626日,《联合国宪章》签署,蒋介石带领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7,基本确立民主宪政制度:1912年,中华民国缔造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中间由于袁世凯不明智选择,中国民主道路发生曲折,但是,1935年,国民政府已经实行训政,并着手制定宪法,准备向宪政过度,遗憾的是,日本此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意外中止了重建民主的进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坐下来倾听自己宿敌的意见,终于完成了至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1946宪法。这部宪法接受了共产党大部分意见,可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重新确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后来,正是在这部宪法基础上,中华民国台湾没有费多少周折就顺利实现民主过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造就富足、繁荣的台湾!!

8,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标志,就此而言,民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因为那时的新闻自由已经可圈可点。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1931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足可以感动整个中华民族。比如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鼓吹杀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的文章,无罪!

19125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天仇”的短文: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522日,上海租界巡捕以“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第二天,戴季陶被保释了。6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宣判:“捕房以鼓吹杀人具控到案,迭经讯明,应以中华民国新刑律第二百十七条妨害秩序罪,减五等处断,着罚洋三十元。”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23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最值得一提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唐绍仪(1860——1938),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人。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唐绍仪经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学习。唐绍仪留美七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崇仰备至。191112月,唐绍仪出任北方议和总代表,为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唐绍仪任首届内阁总理,为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巨大的努力。

而到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於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1946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10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19466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著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1947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民国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最近,南京有位叫马翼翔的语文老师,开办了一家民国课堂,很受追捧。这位马老师使用的教材,就是当年叶圣陶、丰子恺所编的《开明国语课本》。民国老课本在这个新时代,竟然会有极大的市场,以至出现井喷式的热销,如此教育现状,最近也引起了人们很多思考。民国课本受追捧,最简单的判断,无非也就是老课本仍有价值,新课本太让人失望。

语文说到底,就是人文教育。叶圣陶、丰子恺是大师,本身从事过小学教育,他们编的民国语文课本,贴进人的内心,体现生活常识,没有太多道德说教,强调人的自然天性,主张独立思考,包裹的人文价值元素,仍然是这个时代极其需要的精神养分。

这些价值元素,恰恰又是今天语文教材最严重缺失的。这些年,语文教育问题太多,频频遭受炮轰,最主要的弊端,也就是不接地气,与生活脱节,不但成为应试教育的工具,而且还过多承担着“政治教化”的功能,既不能提供很好的审美教育,也不能传递应有的人文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学生和家长才会选择用脚投票,选择民国的老课本,表达对现在语文教育的失望。必须强调的是,选择民国的老课本,但并不宜进行过度美化。时代在发展,今天语文教育,也不能简单留守在旧时代,如果不能及时添加上这个时代最需要价值文明,这样的语文教育,仍然无法承担人文教育与公民教育的使命。

民国作为一个历史的过度转折期,留下了很多值得怀念的美好的东西,特别是在文化与教育方面,有过太多的探索。民国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迎来了一个更加尊重多元价值的开放时代。比如,民国小学课本很注意古代礼俗,通过修身教育,来告知人们如何融入社会。民国教育在精神启蒙方面,也迎来了新的突破,被后来很多人都视为教育的黄金教育,那时,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演绎出太多的历史传奇。今天人们常常对张伯苓的南开,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津津乐道,也就是因为民国教育在成体系地传递人文价值。遗憾的是,此后中国在人文教育方面,出现了太多断裂与偏执。作为人文教育最重要的载体,语文教材的传统不续,开放不够,还充满阶级斗争哲学,灌输敌我思维意识,过度政治教化也带来愚民效果,扭曲了公民的精神人格。这样的现实尴尬,才让民国课本受到追捧。

民国是历史的,可以用于怀旧,说到底,民国又必须是现实的,民国热的正确价值指向,也就是从那段历史转折的特殊时期,来寻找到一种答案,来更好地着眼于未来。同样,在现在这个新的社会转型期,民国课本受到追捧,就应该从中梳理出传统的人文价值,同时,又能懂得及时注入时代价值元素,来为未来一代提供更好的公民教育。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句话,对1950年代以来的大陆人是不陌生的。只是1980年代以后,这样的特色言语才不经常地出现,似乎被人遗忘了。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意思,无非是要人们记着感谢目前这个所谓的“新政权”,也无非要人们记住旧社会如何的不好,青天白日旗如何地丑恶而已。对比的效果,就修辞而言,是很明显的。但是,不对称的对比,或者是比较虚伪的对比,那效果,一旦被揭露,就更明显了。

倘若要谈谈“新”中国“新”在哪里,很多经历过两朝的老人是熟悉的,没有经过两朝的,通过浩如烟海的各种资料,只是略一研究,便也能看出“新”得让万代耀眼了!比如说,政权新。旧朝尚要选举大总统,尽管他们说这很虚伪,但是毕竟还是召开国民大会,竞选总统和副总统,甚至副总统也不能按照那个曾经独裁的蒋介石的意愿选出,尽管他很不乐意,但是也无法用武力取消这个结果,或者索性,给新副总统按上某个罪名,然后让他某明奇妙地死掉了。而毛泽东就不耍这样的把戏,索性就公而告之:我们就是要独裁。这个政权不“新”吗?

至于手段,不仅是新,而且是花样百出,新奇得很。一个国家政权,公然用公开欺骗的手段引诱别人上当竟然美其名曰“阳谋”,然后将有知识而不肯做奴才,或者有知识没有做好奴才的很大的一群人打入社会的底层,成为这个社会的另类,受尽了人类所能想到的,甚至于不能想到的屈辱。这手段哪怕是希特勒,哪怕是蒋介石,甚至斯大林,也不曾用过。如此手段,自中国有政权以来,除了明末张献忠在屠戮四川人的时候用过,其他人也不曾用过。就这一点而言,这个中国的确是很“新”的。区区中国,当时的小学以上文化的人口,也不过百万而已,将其中的一半打入地狱,而另一半只有觳觫终身,学做奴才而已。

“新中国”也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国家,这也是毛时代“新”的地方。第一个梦想,就是要超英赶美。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死了3755万人,这个梦想是血红的。第二个梦想,就是要做世界领袖。毛时代没有科学技术输出,也没有仁慈正义输出,输出革命血腥和暴力。既然要做世界领袖,首先要肃清内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面做一个光辉的榜样。于是五千年的文明一扫而光,于是五千年的道德一扫而光。……

“新中国”,到底“新”在哪里,人们实在看不出来。倘若稍微懂一点历史就会发现,自从前清皇帝退位以后,中国无论如何折腾,也未见其新。即便是乙丑年以后,他们自命为新的中国,人们也未见其新。所以,所谓的“新中国”,其实仍旧只是在被奴役的奴隶的梦里而已。有资深的学者说,前清皇帝退位以来,中国变化不大,上面仍是慈禧太后,下面还全是义和团。话很尖刻,但引人深思。

所以,尽管早在中华民国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历史循环往复,“新中国”却不曾真正“新”过。要想将中国“新”过,就需要不做奴隶的人们和不做主人的人们一起努力才行。现在,我们不愿意做奴隶了,那些以主人自居的人们,是否能放下主人的身份,和奴隶们一起建设新的中国呢?!

期望如此,但是,未必!否则,中国那可就真的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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