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报童 

中国政府正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深度投资,试图培养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使中国经济能够向制造业以外拓展。

通过快速扩张教育,中国是否正对美国、欧洲和日本构成更大的竞争挑战?中国对技术领域的关注究竟是优势还是弱势?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才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希望以此应对一些正在浮现的发展问题,让中国的增长发动机继续运转。政府的计划是一份蓝图,宗旨是在未来10年内培养一支高技能的国家劳动力队伍。目标包括把中国从制造中心转型为世界创新的领头羊——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举措之一就是增加高技能劳动力人数,从目前的1.14亿增加到2020年的1.8亿。另一个步骤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20%的劳动力都受过高等教育。这一人群将达1.95亿。

过去30年,2.25亿农民工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基于同样的原则:2020年接近1.95亿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会改变中国乃至世界。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欧日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变化。教育投资将会壮大中国的中产阶层,必将增加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同时,过去30年期间有250万中国人留学海外,目的地主要是发达国家。近三分之二的人仍然留在国外,成为这些国家(而非中国)的劳动力。不过,其中一些人变成了“海鸥”(飞来飞去),促进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交流。中国人才的这种迁徙,将继续为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带来好处。

随着中国努力加强创新能力,国家对技术领域教育的关注必将成为一种优势。中国的技术劳力近年处于落后状态,亟需升级。不过,为了实现均衡发展,中国也应该更多关注社会、公共和人文领域。

王辉耀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 高级访问学者。

郑永年:中国并非要挑战美国

受教育劳动力人数不断增加的中国,会否在全球人力资源竞争中击败美欧日?从我们近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看,答案是“非常不可能”——除非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

首先,由政府资助的高等教育扩张从来不是以普遍提高高教质量为目的。20世纪90年代末这项政策仓促出台时,其目的只是提高国内需求、减轻财政负担,延缓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而非提高劳动力素质。后来,整个扩张计划演变成了一场政府支持的、大学之间争夺行政编制、政府资金及招生规模的竞赛。扩张速度最快的专业不是工程,而是应用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等低成本专业。最糟糕的扩张主要发生在高等教育体系的低端,而像北大、清华和复旦等精英高校的本科招生人数几乎没有增加。结果,二线或三线高校毕业生所挣的工资往往与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工差不多,甚至更低。

此外,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并未在加强国家技术实力方面起到多少作用。在中国的高教等级中,技术学校总是排在最底层。在中国,年轻人的理想职业依旧是公务员,而普通学士学位是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基本要求,而技术文凭的社会地位较低。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在高等教育扩张的同时,中国最好的技术学校实际上出现萎缩。这导致全国各地缺乏高技能的工人和技术员,造成了制造业的瓶颈。尽管中国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倾向于培养更多工程师和科学家,而非人文学家或社会学家,但它们未能帮助提高中国整体劳动力的薄弱技术基础。

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所长。

白杰瑞:只有最好的学生能与西方匹敌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赶超世界其他国家,其教育体制将面临考验。迄今,读写能力和基础教育尚能满足大规模制造业和出口型经济的需要。但中国明白,展望未来,这是不够的,因此中国正以惊人速度扩大高等教育;到2020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超过美国总人口。但要想在2040年成为世界的“教育强国”,中国在提高数量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质量和创造性。

现在已经有一些进展迹象。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学生,现在在科学、读写和数学上的表现超出65个国家的同龄人。几所中国顶级大学正在全球排名榜上稳步攀升。对技术领域高度重视的中国,在全球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迅速增加,目前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2010年,两所中国内地大学被列入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名榜(Shanghai Jiaotong table)的前200强,6所则登上了《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发布的排名榜。上海交大的排名榜是基于对客观标准的考察,例如国际期刊中的引文数量;而《泰晤士高等教育》更注重主观的同行评价。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10年计划,将持续到2020年,旨在“把教育放到首位”,这意味着政府将大举投资教育,只要这能够推动创新,以提升工业生产率、维持国内的社会稳定。更多的美国和欧洲高校正在中国开设分校,中国也正在成为外国留学生和用英语授课的教授的一大目的地。拥有海外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归国的人数也在增长。

然而,考虑到中国10多亿公民中大多数人的情况,所有这些进展都是杯水车薪的。和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同行比起来,中国顶级学校比以往更有竞争力,但中国的教育系统整体上并非如此。假如当前的教育改革最终扼杀了知识活力,就会有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切实风险。

中国火箭科学之父钱学森说,中国大学未能鼓励创造力、跨学科交流和创新思维,这是阻碍科学进步的障碍。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承认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要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关键在于培养出更多有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

但同时,随着中国深化其国际事务参与程度,一个更大的趋势是,充分借助文化遗产,一方面改进教育,复兴中华文明,另一方面通过数以百计非营利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s),让其他国家更容易掌握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白杰瑞(Gerard A. Postiglione)是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教育学教授,华正中国教育研究中心(Wah Ching Center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in China)主任。

崔大伟:吸引在海外学习的中国人归国

中国不仅在培养自己的大学生和专家,还在努力吸引赴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回国。虽然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已有了大幅增长,但仍有三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第一,几十年来,回归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左右。没错,归国人数在2009年飙升至11.5万一年,是2007年的三倍,但这一增长主要是因为在2009年,有超过24万中国学生赴海外就读各级学校——高中、大学、研究生,是2004年时的10倍。

第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归国的比例低得惊人。2002年在美国获得科学或技术类博士学位的人,有大约92%到了2007年仍在美国。这一比例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印度(81%)。

最后,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吸引不到海外人才中的“精英”。2008年末,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千人”计划,瞄准这些最优秀的中国人才。通过各种大手笔的激励措施——有时高达100万美元——党鼓励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吸引最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取得了一些成功。截止2011年夏天,该计划已吸引了2100人回国。企业家更乐意永久性地迁回中国;而该项目中的学者和科学家则倾向于短期访问,而不愿举家搬回中国。

崔大伟(David Zweig)是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on China’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主任。

魏爱德:有许多要做的事

最近几十年,中国显著扩大和提高了基础教育、中学教育、技术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尤以高教的投入力度最大。

尽管有这些进步,尽管中国需要高等教育来推动经济转型,但如果中国要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缩写OECD)的发达国家构成更大的竞争挑战,其体制仍需要作出一些改进和调整。

有一些迹象清楚地表明改进教育体制的必要性:

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仍低。中国总人口中仅有5%获得高等教育,而美国的这一项比例是42%。

中国义务教育的年限是9年,而OECD国家是12年。事实上,中国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8.17年,而美国是12.2年。

比起OECD国家,中国在科学和工程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按人口比例计算)少得可怜。举例说,每百万中国人发表43.1篇论文,而每百万美国人有6956篇。

高等教育和工业需要更多参与产品与工艺创新,高等教育机构需要提高质量,特别是在毕业生的信息技术和认知技能上。

中国需要更多世界级的大学。比起技术教育的招生人数,这对提高竞争力更有意义。事实上,中国技术类专业招生人数超出比例,未必能带来相对于OECD国家的优势。国际文献并未显示出技术领域和竞争力有任何关联。

最后,与OECD以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早期儿童教育普及率很低。欧洲OECD国家的普及率差不多达到100%,巴西是70%。在中国是55%,但这主要是在城市。

魏爱德(Eduardo Velez Bustillo)是一名国际教育顾问,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教育部门主管。

翻译:曹莉、林蒙克、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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