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文官政府与国运消长

作者：信力建 

西汉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谈及秦帝国何以在短短数年间灰飞烟灭的原因时,有这样的判断:”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其实就是说:秦始皇利用暴力建立帝国后,没有进行国家转型,还是以军事手段治理国家,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这里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究竟用军事手段,还是用文官政府来治理国家的问题.中国是比较早实行文官制度的国家之一，从汉代的举孝廉到隋唐的科举考试，虽说是皇帝的家天下，但也是最早对读书人的录用，对官僚的调控，对国家负责的体系之一。我们不妨从文官政府比较成熟的宋朝说起。

说到宋朝，我们被灌输的“知识”总是爱讲其积贫积弱，在与骑马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较量中，总是处于下风，屡战屡败，有时即使取胜，也要屈膝求和、送岁币。在其笔下，这一段历史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感。其实宋朝有它辉煌的另一面，它处在中国历史从中世纪向近世转变的转折点，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时期，无论在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它都是繁荣与创造的黄金时代。这一点，在西方学者笔下有清晰的展示——德国汉学家库恩在《宋代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中国在11世纪至13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垦，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富人阶层，促进了饮食文化、茶文化、建筑及居住文化的发展。因此，库恩甚至认为，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就是因为宋朝有一个成熟的文官政府。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血腥战乱后，建立了统一国家。宋人由于痛感五代十国之血腥，深知武将掌握军权是人类战争的一个重要源头，于是逐步制定了文官掌握军权的制度。这项伟大的发明也成为文明国度的一致选择，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在建国后都会实施军队国家化，文官掌军权，但凡反对这项制度的人无不是妄图以战争来成就个人功业的狂人。宋朝文官政府的具体体现是：首先，通过抬高文官地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联合文官阶层实现了对武将阶层的驯服，并将武将排除出最高权力核心，杜绝了五代十国武将祸国频繁篡国的惨祸，实现了国家的和平和长期稳定——与此相对照的是：五代没有任何一个立国超过20年。其次，“不杀士大夫”这条祖训彻底贯彻，任何士大夫，只要不涉及谋反，犯再大的罪都不会被杀，不会抄家，当然更谈不上灭族，最多被贬，这种人身有保障的社会培养了大宋的士风，大宋是中央权力极重的朝代，却反而是皇权相对较弱的时代。也因此，大部分士大夫都以天下为己任，不会无条件迎合皇帝的心意，具有抵制皇权蔓延的下意识——在当时指着皇帝鼻子骂都算不上什么，司马光反驳皇帝的时候连唾沫都飞到皇帝脸上了。换言之，一部宋史，就是一部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共理天下的历史，科举考试使得更多的平民家庭（庶族）兴起，动摇了世族大家的政治和社会的主导地位。以文治国，军人受制于文人，是宋朝的主脉络。余英时先生因此有言：“宋代皇帝基本上接受了儒家的政治原则，一方面把士大夫当作共治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尊重他们以道进退的精神。”这个共治的标志性口号是范仲淹所说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程颐所说的“天下安危系宰相”。

宋朝统治者尊士养士和“焚香礼进士”，最终保证了有宋一代的文明昌盛：在农业方面，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至900斤之间，就是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相当高的产量。也因此，宋朝人口从经过唐末五代的三千五百四十万，在一百余年时间里就迅速增加到一亿四千万。商业方面，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六百四十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一百六十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此外还有三千家称为“脚店”的小酒楼。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当时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1500万至1800万盎司黄金，折合成现在的价值，约合60亿至7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科技方面，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到宋朝，已呈现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对此，我们仅需举这样的例子就够了：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这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其中的三项——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在宋朝有了划时代的突破。文学艺术方面，无论诗词、绘画还是小说戏剧，都可以说是唐之后第二个高峰，而且是至今无法逾越的高峰。也因此著名史学家邓广铭才会说：“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寅恪更是在七十多年前就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接宋朝而来的元朝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事王朝，其国家性质是“马上得之，马上治之”。这首先体现在其对中原大地无节制的屠杀——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其次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元朝的时候，政府按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把被征服的臣民详细划分为十个等级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被列在娼妓之后，可谓等而下之——这也是“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来历。这种军事帝国统治的结果是：全面倒退的社会制度，空前严重的民族压迫；消亡了很久的奴隶制重新出现，大量非蒙古、色目人遭到掠夺性的拐卖贩卖，奴隶市场兴盛无比；政纪废弛至极，吏治腐败至极；蒙古人色目人对汉族南人进行长期的奴役及压榨及无道理的大量屠杀。经济上本来富庶的地区一片荒芜，大片良田被强占为牧场；混乱的经济财政制度，混乱的市场管理，财富被掠夺集中到北方，南北贫富差距悬殊；拿全国压榨的汉人南人财物也填不够巨额对皇族的岁赐，财政亏空严重；全国土地极度集中在蒙古色目贵族及寺庙手中，落后的农奴制存在严重阻碍生产，很多人过着极端贫困低下的生活。文化上，元朝几乎没兴趣管汉文化是否发展，教育也出现了荒废及倒退，很多文化交流被阻扰。中国文明因此严重后退。

夹在元清之间的明朝则是一个不完全的文官政府——这当然是因为其开国者朱元璋是一个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的老粗朱元璋。他也沿袭了宋代的文官制度，但对知识分子的防范却也空前提高：他首先是将防范对象扩大到文官制度下对皇权有所制约文官集团领袖，废除了丞相的合法地位，在之后的王朝运行中文官集团领袖不断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但始终都未能获得合法地位。其次则是大兴文字狱，从精神上摧垮知识分子。严密的文字狱，使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死于非命。据吴晗统计：“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江南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贲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做客，打算投奔廓帖木儿的戴良，得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做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同时，对于不合作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便进行残酷打击，他杀气腾腾地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高启就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因为不愿和新王朝合作，他被朱元璋找了一个借口给腰斩了。当悲叹“杯酒朝欢，矛刃夕加”的颤巍巍日子；当空望着过一种“所以贤达人，高飞不下避网置”的生活；当看到“城头飞，城下宿”的“空城雀”自由自在地生活，便发出“不须羡彼珍禽羽，翩翩高集珠树林。一朝身陷虞罗里，回首空城不如尔”的感叹，他那一份对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便活脱地画出了明初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也因此，明朝灭亡时候，除了一个太监陪崇祯皇帝殉国外，就没有知识分子象宋亡时那样大规模地殉国举动。

至于清朝，也是一个以八旗为其统治基础的军事帝国。满族人在关外时，主要以畜牧、游猎为生。因此，扬鞭策马，弯弓射箭，几乎是每个成年男子必备的本领。加之努尔哈赤为狩猎和军事行动的需要，创建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骑射更成为每个旗民的必修之课。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为清王朝造就了成千上万能骑善射的将士。这些将士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创建清王朝的过程中，贡献重大。于是，骑射尚武，被清朝诸帝奉为“满洲根本”、“先正遗风”。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以保持骑射传统不至丢弃。首先是加强皇子宗室、八旗贵胄勿忘骑射传统的教育。顺治帝曾规定，10岁以上的亲王及闲散宗室，每隔10天到校场进行一次骑射演习。对20岁以上有品秩的宗室要求更严，指定他们每年春秋要戴盔披甲，参加宗人府举行的弓马考试;并授权宗人府对态度怠惰，成绩低劣者进行参处。对文人的摧残，那就更是空前——举世闻名的文字狱，在这个朝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凡一个政府是文官政府,则这个朝代即使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如果建国后，还采用军事手段，用军人干政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则无论这个国家曾经多么强大牛逼，起结果都只能是在天怒人怨之后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这个结论，也照样适合中国近现代史。说到中国近现代史，必须对所谓马列主义有个厘清：事实上，混称为马列主义的学说是有其裂痕的，这裂痕就在于：是不是重视和平的议会斗争(从而建立一个有效的文官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应该是重视的议会斗争的: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固守他们过去研究、认识资本主义而形成的观点，而是敏锐地捕捉住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股份公司和垄断组织等新现象，提出了和平斗争胜利的可能性，强调了工人阶级要重视利用“普选权”、加强议会斗争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的“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 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然而，列宁却对军政府情有独钟，深信暴力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其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这种裂痕也影响到中共。比如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就对和平过渡有兴趣，主张中国应在发展资本主义到成熟程度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其晚年，他更是认为：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而毛泽东则是列宁学生，力主暴力革命——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特此也，在夺权政权后，他还以军事手段治理国家：划分阶级，强调斗争，主张独裁，大搞运动……结果弄出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只好退居二线，让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主的技术官僚用准文官政府来稳定局势。在这个文官政府正常运转将局势稳定下来后，毛泽东的军事独裁瘾又发作了——毛在居高临下的交椅上，感到了整个文官体系强大的运作能力和惯性。可怕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力量仿佛并不太需要他的英明决策和微言大义便可以自行其是。那种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人都要唯其马首是瞻，要靠他的天才般的军事能力和众星捧月的政治地位才能求得生存、才能从乡村回到梦寐以求的城市的时代，也仿佛不复存在了，这种技术官僚的工具理性和对领袖事实上的淡化，使得他渐渐产生出“党内走资派”已经萌芽的想法。于是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无论经济和政治，都因此到了崩溃边沿。

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复出后，很快扭转了这种军人政治的局面——虽然他本人也是军人出身，但从他之后，中国就逐步进入了文官政府：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是文人而兼中央军委主席，军人在政治局常委里的位置也逐步消退。与此同时，跟西方文官制度接轨的公务员制度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也因此，中国才有了这即是年的平稳发展，并且以经济总量第二的身份跻身世界大国行列。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现代文官制度的来历中国传统科举和文官政府有联系，但二者在本质上还不是一回事——现代文官政府的基础是现代民主制，其要点在于法治化。各国都设有统一管理文官的机构，文官只对法律或法定职权负责。各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文官的法定地位、权力、责任、义务，文官职务常任，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此外，各国法律按一定的标准将所有文官职位进行统一划分和归类，并据此作出对特定职位的要求与待遇，这是对文官进行科学、统一管理的基础。文官制度要在法律规定的知识、专业、道德和才能的统一标准下，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在职业道德方面，现代文官作为常任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忠于国家，为国家的总体利益服务。因此，各国文官制度几乎都规定要“政治中立”，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依法办事，廉洁奉公，遵守纪律，严守机密，不得经商和兼职，保持文官应有的形象等。可见，文官制度体现了“机会均等”、“自由竞争”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起到了较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