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借人口高利贷当作人口红利
杨支柱按：培养一个劳动力平均需要20年，劳动人口总量减少意味着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人口总负债了，10年前就已经开始借人口高利贷了，还哪来什么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快会告诉我们，把向后代借来的高利贷叫做人口红利是件很滑稽的事情。这还是单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考虑到生育率下降的世界趋势，包括下降惯性和下降的不可逆性，即使20年前停止计划生育也是短视的，还得提前。如果考虑到强制计划生育制造的人权和人伦问题，它从来就不该发生——这也是世界上只有中国一家搞强制计划生育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 [社论]人口红利拐点已至，经济增长方式与人口政策需调整
日期：[2013年2月25日] 版次：[AA0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3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幅度为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此前曾表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首次下降，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有所减少。
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最容易联想到的议题必然是中国享受多年的人口红利是否会受到影响。人口红利指的是，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并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低廉的劳动成本，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向世界各国出口成本低廉的产品成为“世界工厂”，成就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其中一个有力推动因素正是人口红利。而由其定义可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是获得人口红利的一个必要前提，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首次下降所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人口红利是否已至拐点争议颇多。实际上，判断人口红利拐点是否到来，主要有两个指标，一为劳动年龄人口，另一则为人口抚养率，若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而人口抚养比率下降，则人口红利存在，反之则无。而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的同时，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攀升，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我国已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而人口抚养比率升高的时期，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存在，这一状况将长期保持甚至扩大，人口红利拐点在去年已悄然而至。
诚然，人口结构的转变或者说人口红利的趋于消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表示，从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步减少2900多万。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拐点出现的时刻，必须重视以有效的政策组合与策略应对，否则这个渐变的缓冲期有可能变成温水煮青蛙。
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对社会与经济两个层面都将产生巨大冲击。
于社会层面而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而老龄人口比重持续攀升，说明抚养负担将不断加重，养老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的养老制度还不太完善，在充足性与便携性上均有很大提升空间，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显示，近40%的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月养老金低于2615元平均水平的占到总人数的77.3%。由于养老保险体系的不完善，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还是家庭养老，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妻养四个老人的状况并不罕见，养老负担十分重。在改革养老保险体制的同时，学界持续呼吁调整人口政策，马建堂亦表示，针对劳动人口的首次下降，“研究适当的科学的人口政策也是很必要的”。
人口政策的调整，自然亦有助于劳动力资源补充，但其滞后性决定了无法解决眼下即将面临的经济困境。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必然会经过经济增长的“减速关”，若此时为了GDP数据好看而人为增加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加大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及经济结构扭曲，尤其是有20个省区将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设定在20%及以上，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之时，一方面，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方式增加劳动参与率，挖掘潜在的劳动投入；另一方面，应以打破垄断、减少审批等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对技术创新的鼓励措施，促进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
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下降，中国站在了人口红利的拐点处，人口政策与经济增长方式均需调整转向，方能消弭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保持长期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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