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三十一）

陈小雅

第十三章 构陷案？

然而，毛泽东“金案”的不幸后果，并不止于此。

细心的读者一定还没有忘记，我们在第八章行文中埋下的一个伏笔。那就是与彭璜案有密切关系的那位魏璧与劳君展，在1920年10月离沪前，给彭璜、毛泽东写的一封信。那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今天上午会见了萧子升先生谈了三个小时的话，晓得法国的许多情形，真是快乐得很咧！他说：‘在法的男同学好的很多，但是头脑不清白的也很多，所以弄得国内发生许多谣言……’”

那么，两位女士此处所说的“头脑不清白”指的是何人？所说的“谣言”，又是什么内容呢？往下看，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萧子升蒙冤

毛泽东“得金”后，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国的罗学瓒，给毛泽东来了一封信，解开了上述“头脑不清白”的所指和“谣言”的真相：

“近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严汇来之一万元），颇受湘同学诽谤，谓章汇来二万元，子升私吞了一半。（其实止一万元，因在法久已宣传为二万元。）种种诽谤，到处宣传，我虽闻之好笑，但勤工俭学同志头脑这样不明了，亦可为叹。”[1]

罗学瓒所说情况，同时也为萧子升1920年7月25日给熊楚雄的信所证实了：

“弟近益忙，会务万难，李石老不能即来，我又下不得台，站在台上又无钱无人，又要做破天荒的事业，所以现在处境，其艰难真为生平所未有。至于名誉信用等等之牺牲，已经是司空见惯，题中应有之义了。”[2]

现在，我们无法知道，罗学瓒当年给毛写那封信时，是否知道这笔钱是由毛经手的，所以，他故意告诉毛，若他能出面澄清此事，对于为萧子升恢复名誉，是绝对有利的。按照新民学会的会章要求，每一个会员的人格，应该是“光明磊落”、“坦诚无私”的。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复信，刊出的全文1200多字，却无一字谈及“二万元”事。既没有说那“一万元”是自己经手汇去的，也没有一句对萧子升表示同情或开脱的话。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这个“谣言”到底出自何处？它与彭璜的“精神失常”是什么关系了？

那么，毛泽东真的忍心，自己花钱，让别人代他受过吗？他与萧子升之间，有那么大的仇恨吗？为方便读者，此处对萧子升其人，以及萧、毛关系作一简略的介绍：

萧子升，原名萧旭东、字子升，号书同，又名萧瑜。1894年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教师家庭。其父曾在毛泽东就读过的湘乡东山学校任物理教师。萧子升有兄弟三人，姊妹三人。与弟弟萧子暲（即萧三）同学于湘乡东山学校。成绩优异。1910年，兄弟二人一同从湘乡来到省城长沙，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于同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与一师合并，毛泽东成为一师学生，至1915年6月，萧子升毕业，因此，萧与毛有缘同学一年。萧子升的年龄比毛泽东小，但由于入学较早，比毛泽东高了三个年级。他是学校里有名的高才生，不但长于作文，而且写得一手好字。由于奉行“理学”，普遍为老师和同学所看重。他和同级的陈昌、熊光楚，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这种师生间的亲密往来，早于毛泽东、蔡和森与杨的关系。萧子升在一师毕业后，被长沙著名的修业小学聘为教师，一年以后，又被著名的楚怡小学聘为教师。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萧子升被推举为总干事。

据萧子升回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有一个过程：

第四师范来的学生，不像一律穿制服的第一师范的学生穿得那么整齐。他们穿得五花八门，就像一帮刚招募来的新兵。有个“新兵”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

从第一天起，因为我们都是同乡的缘故，我就知道他叫毛泽东，他也知道我叫萧旭东……尽管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却从未交谈，只有当我们偶然在走廊里或操场上相遇的时候，才相视一笑或简短地寒暄一两句。那时候，我是高年级学生，他是新来的初年级学生，我当然不了解他的为人和思想，我功课很紧，所以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与低年级的学生讲什么同乡之谊。[3]

他们的真正来往，始于毛泽东的追求。原来，在初进一师时，毛泽东常常看到萧的作文在报栏里被展出，所以心生结交之意。一天，他们在教室的走廊里相遇，毛泽东脸带笑容地在萧子升跟前停了下来，打了个招呼，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今天下午上完课之后，我想到你教室里去看看你的作文。”

萧子升回答得也很爽快：“当然，欢迎你来。”[4]

见面时，萧子升把写有二十多篇作文的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毛读完以后也完璧归赵。于是，二人便建立起一段重要的友谊。以后，他们养成了黄昏在一起散步的习惯，或登上一师所在的妙高峰，俯瞰夜幕降临后长沙城的灯火，作彻夜的长谈；或在湘江之中的橘子洲头结伴遨游，面对岳麓山的英姿和湘江两岸的秀美景色，一起吟诗作赋。多年之后，萧子升还记得，他们怎样在学校一遍又一遍的吹号声响过以后，仍不愿回宿舍的情景；甚至还记得他们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凑出的一些诗句，譬如：

萧：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云流千里远，

毛：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

萧：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

毛：高阁倚佳人。……

萧说，他不记得是否见到过毛诗中的“佳人”，很可能那只是毛泽东想象力的初次展示。后来，他们还就萧子升作业中评论的范仲淹的一篇碑文进行过争论。范仲淹是中国知识分子熟悉的一位宋代政治家，生活在距毛、萧争论的时间约八、九百年以前，他曾为东汉时期一位叫严光的大学士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文章只有二百来字，讲述了严光和汉光武帝刘秀之间一段有趣的故事：刘秀在登基以前，和严光的交情甚厚。他当皇帝后，严光来看他，二人同榻而眠，严光没有睡相，甚至把脚丫子伸到了皇帝的龙体上。刘秀不以为意，还劝严光给他当宰相，愿意二人平起平坐，但严光无意为官，谢绝了刘秀的好意，终日垂钓在浙江富春江上，过着宁静安详的生活。范仲淹的碑文，歌颂了汉光武帝的求贤和爱才，也表扬了严光的不爱权力和虚名。这篇文章，成了古往今来读书人必须要学习的“名篇”。

萧子升的作文，不同意范仲淹的评论。他说，刘秀请朋友帮他处理政务，不能被视作求贤若渴，严光如果真的清高，就不该去看刘秀。但毛泽东不同意萧的议论，他为严光没有出任刘秀的宰相而感到惋惜。

毛泽东“三十一年还旧国”[5]——坐上“龙庭”之后，也效法刘秀的“礼贤下士”，给著名词人柳亚子写过一首词，其中末句使用的恐怕就是上述典故：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6]

毛泽东日后的这一注脚显示，萧子升当日对毛的描述并非虚言。

以后，毛泽东和萧子升又一同游历了湘中五县。二人的交谊和呈现出来的性格和志趣的差别已如前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对于比自己小一岁的萧子升是佩服和尊敬的。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的人物索引统计来看，毛泽东在早期通信中提到萧子升的地方有17处，[7] 其中一处毛泽东说道：

“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子升可谓能遵师训，且足以发者也。”[8]

意思是说，能继承和发扬老师杨昌济深邃思想和宏大学问的人，非萧子升莫属。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杨昌济曾想把唯一的女儿杨开慧嫁给萧子升，但遗憾的是，萧在家乡已经有了妻室。

在现存的毛泽东给萧子升的早期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

曩上菲笺，不知得否？通信曲折，谅不易达……（1915年8月3日致萧子升）[9]

七日奉到来示，披读之余，距跃三百！嗟呼，非子升，畴肯以道为予言者邪？非子升，畴肯以道为予言者邪？……（1915年8月致萧子升）[10]

接书，得悉教务殷繁，七日作书，改为十日，甚（合吾）意。前书初九发，今十九，适时日矣，又得来书，宜达雅意。……（1915年9月27日致萧子升）[11]

日昨会面遽卒，欲谈未畅。……（1915年冬致萧子升）[12]

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1916年1月28日致萧子升）[13]

……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1916年2月19日致萧子升）[14]

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在与萧子升的交往中所处的“追求者”地位。尤其是1915年9月27日信中所说，因萧子升的课程繁忙，他不得不提出建议将原先约定的七日一封通信改为十日一封。说明二人这种频密的书信交往得以维持，实在是有赖于毛泽东的殷切。而1915年冬和1916年1月28日之间的两信之间，还有一段令人疑惑的故事：

原来，1915年冬以前，萧子升在修业小学任教，但因为毛泽东的一次到访之后，他不得不卷铺盖走人。半个世纪后，萧子升回忆当时的情况是：

萧子升在修业小学教书时，毛泽东经常到他的宿舍走动。询问他教多少班级？有多少学生？开几门什么课？每周花多少时间在教学上？……有一次，毛泽东表示，萧子升当教师太辛苦了，学校应该提高他们的工资。（这与上述萧要求毛降低通信频度可以应证）萧向他解释说，学校经费有限，不可能聘更多的教师。那晚，毛泽东离开后不久，萧子升旁边的学生宿舍着火，火势蔓延到萧的宿舍，烧毁了他的被褥和不少藏书。

此事与毛泽东“日昨会面遽卒，欲谈未畅”究竟有没有关系？因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们不便妄猜，但毛泽东是抽烟的，而且冬季风高物燥，容易起火，学生宿舍的茅厕多有引火物质，即使是一个不经意的烟头，也是很容易引来火灾的。

据萧子升回忆，第二天，毛泽东跑来看他，问他的损失是不是很多，而且认为，学校应该赔偿萧子升的损失。萧否定了毛的猜测，说学校不仅不会赔偿他的损失，他还要捐款给遭受火灾，家庭困难的同学……毛泽东表示，这样做太“过分了”！[15]

此后不久，萧子升离开了修业小学，就聘于楚怡小学。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接下来的信中所谈：“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的来由。

在修业的教师宿舍里，萧子升曾接来因失业而几乎断炊的蔡和森，供其食宿和阅读。萧子升与蔡和森是同乡。因蔡母在镇上主办过一所学校，他自小就把蔡母称为“大娘”。以后，他又同蔡成为一师的同学。蔡比萧低两届，比毛泽东高一届，正好是在萧毕业的那年，转到河西的高级师范就读，所以，与毛的关系，最初并没有与萧子升的熟悉。正是在萧子升的推荐下，蔡和森成为新民学会最早的骨干会员。

1919年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萧子升也是主要的组织者。他的才干，立即受到华法教育会书记李石曾的欣赏，赴法后，萧子升进入巴黎社会研究学院学习，业余为华法教育会兼作秘书。关于这段时期的工作，他在回忆中有交代：

1918年11月11日，签署停战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翌年一月初，我跟随李煜瀛先生到了巴黎。在那里我们开始为华法教育会工作，帮助勤工俭学的学生，组织参战华工。

我们首先在巴黎近郊嘉兰·哥伦布买下一所房子，在那儿建立“华侨协社，”作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参战华工的活动中心。我们及帮助我们工作的人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接待从中国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上。除了接待学生的工作以外，我还是《中国劳工月刊》的主编，这是一份印给参战华工看的杂志。蔡孑民校长在法国期间为这份杂志写了很多文章。该刊物是我们侨居在法国的十万同胞唯一能读到的一份中文杂志。在都尔城有一家中文印刷所，杂志的销量很大。

到达法国几天后，我便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我们的活动情况，以便他向我们在家里的朋友们转达。我将该信的一节摘引如下：

“勤工俭学学生与华工组织卓有成效，我们还可以再接待一千多名学生，并可从这一千多人中再挑选一、二百名成为我们新民学会新会员。参战华工人数已逾十万，要从他们中选出一万人我认为并不困难，这样，我们就可以增强新民学会，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坚实基础。到目前为止，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选拔华工会员上，因为我想等蔡和森到达后再开始招收学生会员，他一到，我们就要真正大干起来”。

毛泽东的回信很热烈。他写道：“我们在为改造中国打基础！我当努力在长沙扩展运动，只是现在看来你们在法国活动较易开展……。

当时，我们双方都严格遵守学会的最初原则，注意会员的道德修养。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新民学会的成长，使之成为传播文化知识的摇篮。

很多活跃、聪明的学生响应勤工俭学的计划，由中国来到法国。但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所以很难邀请他们加入新民学会，这使许多人产生了嫉妒心理。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

另一个难以避免的困难，是华法教育会的基金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勤工俭学学生的需要。很多人到法国时不懂或只懂一点法语，照看这些年轻人，给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不是件容易事。我们还要忍受那些经济情况欠佳的学生的批评。[16]

这就是萧书所说：“李石老不能即来，我又下不得台，站在台上又无钱无人，又要做破天荒的事业”的背景。

1920年7月，湖南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举行会议，讨论新民学会宗旨时，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出现了分歧。据李维汉回忆：

“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萧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同志，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17]

1921年初，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讨论上述问题时，也发生了两种意见，毛泽东同意蔡和森的思路。他希望扭转新民学会的航向，“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18]会后，毛泽东主张解散新民学会。据陈书农说：散伙前，毛曾与萧发生过争论。毛泽东对萧子升说：“你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于是，这对相濡以沫，共同走过浪漫青年时代的好友，终于分道扬镳！

他们二人最后一次在一起散步和游历，是在中共“一大”会后，在有“天堂”之美的杭州西湖畔度过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访问时，还将他对于萧的不满溢于言表。其中还包含了严厉的指控。毛泽东对斯诺说：

“……萧瑜[19]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20]

查萧子升1920年10月受华法教育会委托，回国办事，至1923年返回法国，继续担任华法教育会秘书。 1924年他学成归国，先是在教育部任秘书，后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任党务指导，以后又担任国民党在京刊物《民报》的编辑。其时，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正在国民党里“做官”。1927年国共分裂至1930年间，经李石曾提携，萧子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华北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教授。1931年受政府委派到欧洲学习农业和林业。1932年任实业部欧美、日本各国农业垦殖考察专员。1933年6月，在上海再婚后，夫妻一同前往欧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萧子升只身回国，在香港援助抗战；1938年9月第四次旅法；1941年后，历任巴黎大学中文学院副院长、“援助中国学生委员会”会长。1945年至1948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任亚洲新闻组组长；出席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同盟协会，任副主席；历任中法教育协会副主席、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负责人。1949年，在乌拉圭政府邀请下，图书馆迁至蒙得维的亚。1963年11月，被聘为国民党第九届中央评议委员。1976年（与毛泽东同年）11月22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

纵观萧子升的一生，大概属于一个信仰自由主义，但从政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自他1910年加入同盟会起，其主张政治改良的立场从未发生过变化；社会上风行一时的各种思潮，在他那里虽不能说从未发生影响，但总是能理性处之。毛泽东上述关于萧瑜“故宫盗宝疑案”究竟是否存在？直到1989年昆仑出版社出版萧瑜的小册子——《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时，仍然无法确认。该书的编者认为，有一种可能，是当时地处偏僻地区的毛泽东信息不灵，误信了谣传；第二种可能，是确有其事。因为毛对斯诺的谈话发行很广，如果不符合事实，萧应该有机会更正。但这位非常“爱惜羽毛”的人，似乎并未做出反应。

不过，笔者以为，即使在“贪贿成风”的国民党统治年代，盗卖国家文物，也是一件很严重的罪行，更不要说“最珍贵的文物”。在传统知识分子眼里，那更是一件声名狼藉的事情。如果萧子升有此劣迹，必会引起舆论界的轩然大波，受到来自政府的责罚，而且在文人们的回忆中，也会留下一笔浓重的记录。但是，在笔者有限的眼界内，除毛泽东说过这件事外，尚未看到另有旁证存在。以笔者之见，这恐怕仍是一个误传。至于萧子升为什么没有做出反应，这可能与萧这个人一贯“以德报怨”的作风有关。从本书开篇所引他生前对人谈论到毛泽东时的态度，我们可以知道，他绝不是一个心地阴暗，胸怀狭窄的人，更不是一个记仇的人。

笔者认为，萧子升的履历说明，他并没有机会接触故宫文物。但京城士绅经常出入于琉璃厂古玩店，倒卖古董给外国人，却是常有的事。其中肯定有不少古玩，是前清宫里面的人——包括末代皇帝自己——偷出来卖的。但“古董”与“文物”，却是两个概念。是否当日毛泽东曾听说萧子升曾倒卖古董，又联想到他在自然博物馆（把它与故宫博物院混淆）任职，于是断定其有“监守自盗”之事，也未可知。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在1920年，确是毛泽东代表留法勤工俭学筹款人领款后，并没有全部交汇法国。由此产生的谣言和给萧造成的压力，应属萧子升“代人受过”。

从上述罗学瓒给毛泽东的信，我们可以知道，当日章士钊交给毛泽东“二万银元”这件事，并不是被瞒得密不透风，没有一个知情者的。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当日早已有人知道，为何后世我们还要等到徐铸成或章含之的回忆录披露，方才知晓真相呢？

彭璜之口，可以因他的“精神失常”或“失踪”被堵上，但“天下悠悠之口”，又是怎样被堵上的呢？

显然，如果毛泽东欲要截留此款，又要堵天下之口，他就不得不将此事的责任转嫁他人。而由此产生的谣言，一旦和勤工俭学生中“最革命”的部分结合，便会酿成风潮。其后果越不堪收拾，毛的行迹就被湮没、遗忘得越彻底……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pm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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